爱华网“碳变”时刻：中国企业家的碳抉择 “现在是‘碳变’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要把这两个字放在标题里。”接受《中国企业家》调研采访时，黄杰夫如此强调。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在美国多年从事碳交易，如今兼任天津气候交易所董事长助理，在他看来，和碳减排相关的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已经使中国企业面临又一个U形转弯。 事实上，不管哥本哈根谈判的具体结果如何，中国企业都已经无法绕过碳抉择这个十字路口，欧盟下一阶段碳排放总量控制将覆盖航空运输业，届时在欧盟国家起降的中国航空公司同样要面临碳排放的硬性约束;美国新一届证监会正在酝酿要求上市公司强制披露其碳资产管理信息，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有可能也被强制要求公布自己的碳信息。 不管在年底的哥本哈根谈判中国是否承诺具体的碳减排指标，中国企业今后都势必面临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排放要求，与其被动拖延，无所作为，使自己在未来面对更狭小的企业生存空间，不如利用目前难得的缓冲时机，提升企业碳价值链条每个环节的内在价值，力争成为未来低碳经济的领跑者。(见图1) 抉择1 “碳变”：中国企业能否进入“主赛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京都议定书》时并未承诺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主要是通过开发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将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额(CERs)出售给发达国家，并没有直接参与全球碳市场交易。中国是全球目前开发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占全部注册的2200个项目的三分之一以上，核证减排额2008年占全球84%，通过CDM项目减排1.3亿吨二氧化碳，中国企业出售核证减排额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收益。科尔尼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黄荻认为，今后CDM机制是否保留可能将成为哥本哈根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按照多数人看法，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机制产生之前，CDM机制的主要原则还将继续存在。而当美国加入全球碳市场，CDM的市场需求有可能明显扩大，中国CDM项目开发或许会出现新一轮机遇。(见图2) 但通过CDM项目，中国企业最多只是参与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外围赛”。碳交易的基本原则是“Cap and Trade(总量控制下的配额交易)”，即通过总量控制创造了排放权的稀缺性，再通过配额买卖的方式，拥有多余配额的企业将配额卖给配额不足的企业。 由于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中国国内缺乏总量控制下创造出的排放权的稀缺性，国内碳交易市场难以形成。中国国内目前已经建立的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气候交易所和上海能源交易所三个交易平台，但主要是作为信息平台，为CDM项目买卖双方提供信息服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市场。鉴于国际碳交易市场未来的规模和地位，一些学者认为作为全球碳减排最具潜力的国家，中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加入国际碳交易市场，获得游戏规则的参与制定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杨志认为，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中国无法获得定价权，无法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在未来的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同样面临着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此外，像中投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应该考虑将国际碳交易作为其投资配比的一部分。 碳排放政策将对中国企业的盈利情况产生影响。瑞银集团在其《碳定价机制如何影响亚洲公司的盈利》的投资报告中，按所有国家承诺碳排放总量控制、美国对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的国家征收碳关税、美国对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的国家征收惩罚性碳关税三种情况下亚洲公司的盈利状态分别给予预测，其中钢铁行业企业每股收益将分别下降74.2%、33.5%和164.4%。该报告持笔人Simon Smiles表示，“一旦中国引入旨在控制碳排放量的碳定价机制，我们预计中国企业将增加相当于目前GDP1.6%的成本。”(见图3) 对具备远见的中国企业而言，未雨绸缪、由浅入深，提前熟悉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游戏规则非常重要，这样可以避免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突然面对国际碳交易市场时措手不及。实际上，即使在国际上不承诺具体的减排指标，中国也有可能在自愿加入的基础上建立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在美国国内未批准《京都议定书》，企业不承担国际减排义务的情况下，2003年，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14个会员自愿设定强制减排指标，规定2003-2006年，每年强制减排1%。由于实现了总量控制，企业就可以实现碳交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美国自己的碳交易市场。 这些美国企业为何自设规矩，会员之一的IBM认为，通过自愿碳交易，企业可以搞清自身碳资产状况，整理成经过审计的碳资产，明确哪些碳资产可以买卖，摸清家底，为美国未来强制性的碳减排做准备。 一些中国大型企业已经多少表达过在自愿减排基础上，参与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意愿，如果能充分发挥企业协会的作用，由大型能源企业和制造企业率先参加，中国就有可能提前形成国内初步的碳交易市场，为未来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和参与国内碳交易创造条件。 印度的实践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发展中国家主动构建本土碳交易市场时可能存在的空间，在同样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的情况下，借助本国较为发达的金融服务业，印度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碳交易市场，成立了两个具备金融意义的碳交易所。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表示，该交易已经着手产品设计、渠道布局等先期准备，准备未来条件具备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碳交易平台。 抉择2
是碳战略先机，还是碳负债黑洞? 在中国，“低碳战略”是一个新鲜词汇，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炫酷词汇。 本刊调研发现，前瞻性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有大量能源生产或者消费的企业，应该预先引入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概念，进行企业碳资产审计，建立自己的碳资产负债表，并成立相应的碳资产管理机构或外包。 首先，低碳战略会成企业未来竞争优势所在。未来随着欧美企业承担强制性的减排指标，企业碳资产状况必然成为企业主要的财务信息，超过减排要求企业形成碳资产，达不到要求则形成碳负债，就需要去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额度。上市公司势必被要求批露这一信息，中国大量公司在海外上市，很可能面临同一要求。 第二，绿色消费正在形成一股新浪潮，低碳企业必是人心所向。随着低碳经济的概念在国外消费者中普及，未来像绿色食品一样，在商品上标识全寿命周期二氧化碳消耗情况的碳足迹将变得越来越普遍。详尽掌握企业碳资产状态，能够对产品进行碳标识更有利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国内钢铁企业中，重庆钢铁公司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第三，中国企业也应当未雨绸缪，为一旦国内执行强制性的碳排放指标提前准备。黄杰夫认为，一家企业只要有碳排放，就会形成潜在的碳资产或者碳负债，管理得好是潜在的资产，管理得不好就可能是隐藏的负债，未来会对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企业在节能减排和技术升级的投入，都可以形成潜在的碳财富，理论上都可以变现。但前提是企业必须摸清自己的碳资产情况，并按照成本收益的比较对碳资产的使用做统一安排，确立企业的碳资产管理策略。 第四，最重要的是，企业家如何形成低碳思维。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中国企业为迎接必然到来的低碳经济时代，需要用低碳思维重新考虑企业的生存和竞争力问题，包括怎样应对未来更加严厉的环保和碳排放的政策法规要求，怎样应对未来产业内部低碳的标准，怎样应对未来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倾向。 气候变化资本集团总裁路跃兵认为，一旦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对该企业有低碳方面的要求，企业就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其商业模式，这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公司使命上就需要对公司存在的目的进行修正;评估产业环境时，需要考虑竞争对手是否有更加低碳的产品，供应商是否低碳也将影响到自己;企业流程研发、采购、制造、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采用低碳思维加以改造，比如在销售上更多地采用低碳的网上销售而不是开设更多的门店。同时，中国企业应当利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并购机会，购买欧洲的清洁技术，并利用中国是清洁技术最大市场的优势，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应用，用市场的规模效应反过来进一步完善清洁技术，最终提升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在低碳技术领域，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在传统技术领域大，低碳经济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难得的赶超机会。” 抉择3 碳金融：争夺激烈的制高点 拯救地球的行动将会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创新。 在中国的碳交易格局中，金融机构是一个主要的参与方。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掌管着8.5亿欧元资产，是全球最大的一只碳基金，将一半以上的资金放在中国。 而对国内金融机构而言，碳金融的含义也在不断丰富。兴业银行最早定义了“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所提供的各种金融活动”的碳金融概念，在其专门设立的可持续金融中心，碳金融是主要的业务组成部分。其碳金融的实践也从最初为CDM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结算、清算服务，逐步扩大到为整个流程提供金融增值服务。 兴业银行的转变则说明，今后中国企业在融资中不仅将面对环保方面更严厉的行政性审查，在市场中，也将面对金融机构提出的更高的环保标准。而另一方面，那些在传统金融概念中因缺乏担保而难以融资的环保和节能减排的中小项目，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加。 碳金融市场很可能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中被争夺的制高点，即使存在诸多外部限制条件，金融机构也努力在碳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比如，拥有近150年历史的南非标准银行，2006年在中国开展碳交易业务，并采取了将一组CDM项目进行资产整体打包的金融创新工具。 我们的调研发现，一旦中国国内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场，各种相应的金融创新将层出不穷。兴业银行表示，针对哥本哈根谈判结果的每种可能性，都分别研究了相应的商业模式。而对于碳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兴业银行也已经在研发，如果国内碳交易市场出现，与之挂钩的金融产品将很快推出。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管清友认为，未来碳交易市场金融创新的活跃程度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 的。 本刊研究部调研认为 ★未来几年全球碳市场将出现爆发性增长，很可能出现一个规模超过目前石油期货市场的碳交易的全球统一大市场，机会巨大; ★中国企业现阶段应引入碳资产管理的概念，成立相应管理机构或者外包，建立企业碳资产的资产负债表。碳减排是企业的一笔财富，处理得当将成为企业潜在的碳资产，处理不当就是潜藏的碳负债，未来有可能变成企业运营中的黑洞; ★碳环境将是企业未来生存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应当从目标使命、产品研发、渠道布置、投融资安排等各个环节发掘碳价值，整合自己企业的碳战略; ★金融机构日益将碳金融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增长点和制高点，绿色项目将较前更易于获得金融支持; ★中国金融机构正在为碳金融市场做前期的产品和市场准备，一旦政策允许，中国金融市场碳金融的金融创新将层出不穷，甚至有可能出现各类碳金融衍生产品。 碳战争：大国的博弈 “时间不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布尔(Yvo de Boer)说，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倒计时钟表，显示着距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还有118天。 8月10日-14日，来自约18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约2400名代表将努力缩短一份约200页的协议草案。 在气候与环境问题的谈判中，没有鸟语花香，它更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板，每一滴水都激起热烈的蒸腾。 发达国家应设立何种水平的减排目标?如何确定基准年?发展中国家怎样达到排放峰值?在可用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下，还应履行哪些额外的义务? 气候变化的关键词汇是碳，气候谈判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分配减排责任。为了拯救地球——将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v至550ppmv之内。这意味着，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0%。(见图4) 气候谈判是WTO后最重要的国际谈判，它将决定着商业社会未来的经济形态、竞争格局。 这是一场围绕碳排放权、碳战略以及未来竞争态势的碳战争。 三国鼎立 这场“碳战争”，主要角力的是三方：以欧盟为代表的积极减排的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消极减排的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欧盟走得最远。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却让欧盟二战后第一次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担当起了老大的角色，率先减排、推进谈判等方面不遗余力。这一方面起源于欧洲的绿党政治，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及一些欧洲小国，环保就意味着“选票”，气候谈判的场外压力巨大，执政者承担不起谈判失败的政治后果。另一方面，欧盟确实尝到了率先减排的甜头。欧盟利用其在低碳领域领先的技术优势，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商业机会。(见图5) 美国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受到热烈欢迎。当今世界还是大国治理的模式，美国的参与对解决气候问题至关重要。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认为，人们无法奢望美国作出任何令人惊喜的承诺，“京都议定书”的教训太深了，美国的国内政治程序决定了克林顿也好，奥巴马也罢，他们的意愿不能决定一切。众议院勉强通过了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排17%，相当于重回1990年水平，这个目标离1990年目标上减排25%-40%相去甚远。“即使如此，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重返气候谈判，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象征意义之一可能会对包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挪威等“伞形国家”形成一定的影响。同时，韩国、新加坡、沙特等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减排承诺的新兴工业国家也将加入到减排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在谈判的利益链条中起不到什么作用。”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表示。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同一个对象上，那就是中国。7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华时说：“中国掌握着决定气候谈判成功的钥匙。” 中国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归属的阵营叫“77+1”。 “1”与“77”相提并论，这本身已彰显了中国地位的重要，中国毫无疑问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大。但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再能接受中国躲在“77”的大众里。发达国家急于区分快速工业化、缓慢工业化和异常贫困的国家，要求前者承担减排义务。而一些小岛国家和最小、最穷的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也认为发达国家和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减排。 “我们甚至不能和所谓的金砖四国相提并论，”李俊峰指出，“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是印度的4倍，印度要达到中国的排放水平还有10-20年的时间，巴西还有热带雨林产生的巨大碳汇，他们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国却被要求马上采取减排措施。” 一直以来，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奉行和其他国际政治和外交谈判一致的方针：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但中国的迅速发展如今被视为全球气候变化最大的潜在威胁。中国必须面对几个事实：第一，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即将或已然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第二，现在全世界每年新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占40%左右;第三，中国人均排放已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能否在碳舞台上长袖善舞? 问题是：中国是否做好了在世界舞台中央长袖善舞的准备? 本刊调研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就好像处在火箭上升阶段，是摩擦最大、最容不得失误的时期。这个发展时期最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只有美国有能力破坏中国的发展，只有气候问题可能阻碍中国的发展空间。” 没有人怀疑中国必须积极参与谈判，参与规则的制定。正如气候组织的报告分析：中国的低碳转型对于从发展中国家迈向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一转型还面临着比较高的产业技术门槛和社会经济成本，这些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相对缺乏和难以支付的。 因此，中国在当前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迫切地需要得到有利的国际气候制度的支持，通过合理制度安排一定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跨越这一发展过程。 找准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位置至关重要。国内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说，中国举着盾牌时间够久了，现在到了亮剑时刻。“中国不应该继续打发展中国家的牌，仅仅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己任。气候变化是展现大国作为的好机遇，中国应该为人类发展有所作为，展现一个道德大国的风范。”张海滨持这种观点。 另一种观点是，冷静!现在做领导者，中国准备好了没有? “中国做领导者起码早了十年时间，十年后能不能做成还要看现在的基础打得怎么样，气候变化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吴昌华却认为。 而李俊峰则把中国定位于“第四极”——欧盟、美国、发展中国家之外的力量。这意味着中国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减排能力，也不具备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条件。 张海滨将中国采取的谈判策略，称为“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硬”就是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不会在现阶段承诺减排，这不公平更不现实。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 “硬”还包括主动出击，发达国家第一阶段减排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发达国家也没有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这些都是谈论下一阶段减排义务分配的前提。 “软”指现有政策与不减排之间的空间。比如技术合作。中国一直在谈判中强调技术转让，但发达国家马上以知识产权的名义拒绝。谈判无从进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就提出了更具建设性的方案，正式向联合国提出共同开发合作、共同分享知识产权的方案，探讨一种更复杂的技术转让的机制。又比如碳排放消耗强度目标。发改委官员曾表示可能将在十二五计划中纳入能源或碳强度目标。也有乐观者估计中国会接受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欧盟等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到2020年，相对于增长预期减排15%-30%的目标。外界普遍期待中国会在哥本哈根之前公布具体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表示，“如果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就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行动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这将有助于推进谈判进程。” “软”的另一层含义是改变宣传策略。中国正在积极改变气候谈判中MR NO.的形象，开始主动向外界宣传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新能源发展方面的工作成效。比如胡锦涛在去年G8会议上全面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措施。 除了在国际谈判中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争取时间和空间，争取更为有利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变压力为动力，加快经济增长方式向低碳转型。 张海滨将中国的实干策略称为“鸭子政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加大各种技术研发力度，不断翻新新能源比例，开展碳交易市场的试验，碳税政策的研究。最关键的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从高能耗、重化工的增长方式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独特的，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将非常重要。至少有20亿人在看着中国，如果中国真正按照最理想的状况走，到2020年，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这也正是中国的压力所在。”吴昌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