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1年，乐达仁之弟乐达义出任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同仁堂逐渐因经营得当收入增加。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北平“百业停顿，金融呆滞，交通断阻，食粮腾贵，伤亡满野，流离载道”。日本人要收购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给同仁堂和其他工商业企业均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乐达义壮志未酬，1947年去世。乐达义之子乐松生接手管理同仁堂。1948年底，同仁堂“设备陈旧，铺务管理陷入困境，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李建勋今年75岁，他十几岁开始在京城其他小药店当学徒，1953年来到同仁堂工作，参加过同仁堂公私合营前的财产重估小组，“库房打开，整整一麻袋杭白芍，都是大拇指粗细的杭白芍，我以前工作的药店用的是小拇指大小，还有些药店用次之的川白芍。”李建勋回忆说，“同仁堂都是用货真价实的药材。” 李建勋听说过乐达仁曾经在上个世纪30年代拒绝过与先进技术的德国拜耳药厂合作，原因是拜耳要用“拜耳”品牌，而舍弃传统中药。 新中国之“牛黄上清片” 【配方】牛黄、薄荷、菊花、荆芥穗、白芷…… 说明：糖衣片，除去糖衣后显棕褐色;味凉、苦。 乐松生研发出了中成药片剂。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乐松生信任新政府，贡献出自己的大宅供部队使用，借钱购买大量政府公债。当年45岁的乐松生幼时受教于家塾，青年时就读北京汇文大学堂，善于经商，有轻财好施之名，性格活络。 在南方，1949年1月，14岁的少年冯根生进入“南有胡庆余堂，北有同仁堂”中的胡庆余堂做了这里最后一位学徒工，不久后胡庆余堂转型成国有企业。 1951年，在一次会议上，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对乐松生说：“新中国要振兴中药，乐家责无旁贷”。乐松生立刻投身研发，历时一年多。1953年，满怀对新社会感情的乐松生将这种改变剂型后的几种同仁堂药物郑重地作为国庆四周年的献礼。 共产党人按照前苏联模式将整个中国经济纳入计划控制中。1954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 这一年，在乐松生的召集下，乐家四大房最后一次坐到一起，商讨家族字号的前途命运，四大房的家族成员最终在公私合营的申请书上签上了名字。在一份现存于同仁堂博物馆的泛黄的《同仁堂公私合营协议》复制本上可以看到，协议甲方为“北京市地方工商局”，乙方为同仁堂乐松生。1954年8月27日，随着乐松生在这薄薄一页纸签上姓名，乐家拥有同仁堂300余年历史戛然而止。 两天后，大栅栏，庆乐大戏院。“同仁堂实现公私合营庆祝大会”召开，领导讲话、文艺演出……历时长达六小时，庆祝活动异常隆重。 乐松生第二天仍然来到同仁堂上班，继续担任经理，他所熟悉的同仁堂大栅栏店铺照旧高悬着有300余年历史的“同仁堂”老匾，从店门看去，生意依旧兴隆，不同的是，在同仁堂古色古香的对联“灵兰秘授”、“琼藻新栽”旁边，多了一些新的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从这个大门迎来了政府派来的管理者。 1955年，乐松生被北京市人代会选为北京市副市长。这一年，计划经济下的中国药材公司北京市公司成立，同仁堂制药厂被划归这一公司管理，同仁堂被合并到“宣武区药厂”。同仁堂药店归大栅栏红旗街道管理。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后，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历经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伪战火，300余年后被毁。此后，同仁堂药店改名为北京中药店。慕“同仁堂”之名的顾客在大栅栏再难觅其踪。 1968年，乐松生含冤去世。 “我叔祖父乐松生去世后，几十年里乐家子孙没有再进入同仁堂工作。”乐拯说。现年37岁的他是乐家第十五代。2003年他从德国留学、工作归来后加入了同仁堂集团，现任品牌管理部副部长，是乐家唯一一位在同仁堂工作的后代。
“这可不行。”李建勋说，文革前后，他看不上批发来的药材质量，有时麻袋里还有好几斤土，当时他已经担任同仁堂大栅栏店总经理，组织了十来个员工，成立“加工小组”，对药品进行检查，不合格的就二次炮制，“同仁堂这300年的牌子，不能在我们手上毁了。”李建勋一句话向员工说了无数次。 时间退回到1957年春季，一件事在公共卫生领域发生：国内数个地方爆发严重流行感冒，史料记载，当时仅仅北京市就有总人口数百分之四五十的人患上感冒。这H2N2型致命流感病毒引发的流感后来迅速蔓延为“亚洲大流感”。在中国，当时抗病防病的主要方法就是中药，同仁堂的药，特别是银翘解毒片，常常卖到断货。同仁堂还专门设立了感冒专柜，为学校、厂矿送药。大流感在中国当时的发病率高，但死亡率并不高，至今部分专家仍然认为，中药的功效不可忽视。 李建勋还记得，1990年9月21日，北京亚运会开幕的头一天，从大栅栏出来的行人，很多手拿同仁堂药包往外走。因为此时很多海外华人回国看亚运会，一下飞机就赶到同仁堂买药。李建勋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销售额高达42万元，是平时的一倍多，全街百货零售店30多个，同仁堂占了当天总销售收入的60%多。” 回归之“安宫牛黄丸” 【配方】牛黄、麝香、犀牛角、羚羊角、朱砂、黄芩…… “同仁安宫牛黄丸”为北京同仁堂十大王牌药之首。乾隆年间纸页泛黄的《同仁堂药目》，翻开几页就可看见赫然用正楷书写的“安宫牛黄丸”。主要用于高热昏迷、热入心包、痰迷心窍……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改革”成了当时国营企业都在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一年，同仁堂单独挂牌。在北京药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由同仁堂制药厂和同仁堂药店等核心单位组成“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老牌子又回来了，这是一块宝。”同仁堂博物馆馆员张海燕说。同年，杭州市在原胡庆余堂基础上成立青春宝集团，由当年身着长袍的小学徒冯根生出任董事长。 这一年，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开始扩大产量。安宫牛黄丸和其他同仁堂传统中药，虽在同仁堂历经300余年，其配方和剂型一直没有太大改变。 1995年，现任董事长殷顺海上任，梅群从同仁堂香港分公司回京，担任副总经理，与其他高管一起形成了目前的领导班子，着手改革。梅群在1980年，刚刚24岁风华正茂时进入同仁堂工作，至今29年。他感到同仁堂对自己既是事业，也是生活。仅1997年一年，中国新出现的下岗工人就有1000万之多。这个阶段，同仁堂却几乎没有下岗员工。一年改革之后，同仁堂经营质量和资产结构提高，职工涨了工资。 1998年3月，朱基上任国务院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那句著名的“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加快。1997年，同仁堂从集团拆分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证所上市募集资金3.52亿元。2000年，同仁堂又从股份公司分拆出了科技含量较高的1亿元资产，组建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当年10月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2.4亿港元。 当时包括南方制药、哈药集团等全国很多制药企业正在快速扩张中，手捧百年品牌，同仁堂发展选择了另一种发展模式。“我们完全可以每年多开一倍的店。”梅群说，但这不是同仁堂的目标。品牌是同仁堂第一要务，同仁堂提出的是“做长、做强、做大”。 另外一件看似不大不小的事情在21世纪初发生，“在没有大幅增加广告投入的情况下，同仁堂的六味地黄丸销量大增，销售额从过去的几千万元增长到上亿元。”乐拯说，原因是“国内一些生产厂家加大了对六味地黄丸广告的投放、宣传力度，一些消费者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认可了它的功效，然后径直到同仁堂购买六味地黄丸。”乐拯说，“这就是品牌的影响力”。 转变“短肽特殊营养食品” 【配方】海洋骨原肽、桑椹提取物、葛根提取物、葡萄糖、低聚异麦芽糖…… 供癌症、骨伤、产后人群服用，帮助恢复。 “同仁堂不是单纯以传统中药为核心。”梅群说。同仁堂新产品短肽特殊营养食品推出。和过去传统中药产品截然不同，这是高科技保健品，由同仁堂集团下属同仁堂健康药业公司推出。这家2004年成立的企业目前已经占据同仁堂销售额近一半份额。 同仁堂此时正经历一个转变。 “(消费者需求)不是企业左右，而是市场左右，你不做人家就做了。”同仁堂集团总工程师田瑞华博士说。同仁堂集团的战略目标变为“以现代中药为核心，发展生命健康产业，成为国际驰名的中医药集团”。在继续大力发展传统制药业外，同仁堂将生命健康产业作为重点。 健康药业推出的产品，除了灵芝等少数药物外，大多数都已经与同仁堂之前经营的产品无关。如短肽特殊营养食品，就是一种分子结构上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一类化合物，采用高科技提取。 “我们做保健品的优势在于同仁堂的精神，它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范。不管设备多先进，关键在制药的人、企业文化以及质量管理上。”梅群说。同仁堂的库房有名的“难进”， “我们的库存管理的货号1万多种，以确保药品等级与品质。”田瑞华介绍。 如今的同仁堂集团办公地点由李连英的旧四合院改建而成，尽管位于闹市区北京崇文门新世界商场旁边，但里面却宽敞、安静而简洁。同仁堂集团办公室旁边就是同仁堂博物馆，博物馆里挂着一张醒目的清朝时期许叶芬与四房子女的大合影。现在，乐家与同仁堂已没有任何资本关系。 “乐家的后人大部分在国外，其中大多数没有从事与医药有关的工作，我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太多。”乐拯说，从照片上看，他也长着和祖辈相仿的著名“乐家鼻子”，他的父亲，一位颇有建树的西医骨科医生为自己的独生儿子取名拯，是寓意“拯救更多病人”，而乐拯则被祖先严谨制药、良心做人的传统所感召，放弃海外工作回到同仁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