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博物馆时常有来自各地的客人参观。梅群也偶尔作陪，在现实与300多年前的历史里穿梭，讲述同仁堂“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古训。当他每天跨入集团办公室的大门时，抬眼都能看见大门上贴着两个醒目的字：德、仁。 同仁堂300年 1669年 (清康熙八年) 乐显扬创办同仁堂药室。 1706年 乐凤鸣在宫廷秘方、民间验方、祖传配方基础上总结前人制药经验，完成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 1723年 (清雍正元年) 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之久。 1948年 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接任同仁堂经理。 1954年 同仁堂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5年 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同年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7年 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 1979年 同仁堂厂、店牌号得以恢复。 1989年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同仁堂”为驰名商标，受到国家特别保护，“同仁堂”商标还是中国第一个申请马德里国际注册的商标，大陆第一个在台湾申请注册的商标。 1992年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组建成立。 1997年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7月，同仁堂股票在上证所上市，这标志着同仁堂在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步伐。 2000年5月 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0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2004年3月 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 2008年12月 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试营业。 资料来源： 同仁堂官方网站，略有删节 第一部分——100年：商业谱系之【排行榜】 1936年25位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 “就为战争啊，傻子!战争是说不定哪天就会起来的。”这是1936年出版的《飘》(Gone With the Wind)中的一句对白。 和《飘》中主人公郝思嘉的命运相仿，那个年代的中国企业家也是在变幻时局下与残酷现实奋力抗争、不轻言放弃。 1936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一年。尽管内忧外患，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却发展到高峰，估计工矿交通运输业的资产净值在13亿元左右。而这也是一个转折之年，是民族工商业在发展了几十年之后面临各种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年，可以认为，中国民族资本家们在这一年里迎来了他们最后的好时光。此后，便是长达数十年的下坡路甚至中断。 这一年，民族工商业的龙头老大荣氏家族遭遇了创业以来最艰险的一幕，差点被危机中大肆收割民族工商业的南京政府收编，靠着上海银行陈光甫的仗义，终于虎口逃生。卢作孚创立的民生公司则处于辉煌的顶点，靠着独有的智慧游走于政商之间。味精大王吴蕴初靠着“技术创新”和本土打法，化工托拉斯正式形成。而烟草大王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则把公司部分股份以低价卖给了宋子文，转向其它方面发展……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所谓官商博弈、中外博弈、传统与创新、管理与变革、买断专利、集体持股等现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字眼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存在，而最不变的是，中国企业家们在企业家精神上的一脉相承，以及在本土创新上的“灵光乍现”。 60周年国庆之际，《中国企业家》杂志借此推出一份特别的榜单：“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试图对中国商业的DNA进行更靠前的回溯：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源头何在?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根源在哪?什么是企业家真正的本土传统? 参照“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的评选流程和标准，“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的评选指标主要有5个，分别是：影响力(在当时表现出的活跃程度，以及对该行业、产业链、所在区域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突破力(在政商博弈、洋货入侵等关键时刻取得突破的能力);社会责任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爱国热情、民族大义，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贡献);创新力(创新思维和商业表现);历史借鉴力(所作所为对现代商业的启示和借鉴)。 “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的评选流程分为三个阶段：从6月1日-6月30日，为候选人名单确定阶段，圈定共60位候选人的大名单。 从7月1日-8月25日，为评选阶段，由商学院教授、企业家、历史研究人士组成的评委团，为60位候选人进行5项指标的打分评价。 从8月26日-9月8日，为最终评审阶段，综合评委团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得出最终的“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排行榜。 在此特向“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的特别评委——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梁小民，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吴晓波，历史学者傅国涌，厦门大学闽商研究中心主任王日根等致谢。 范旭东：打破“技术恐惧”第一人 永利硫酸厂的建成是范旭东创业史上又一次打破跨国公司技术壁垒的得意之作 1936年，久大精盐公司的业务报告书写道，“本年度为公司最多事之一年，亦即实行扩张事业范围以创造第二期生命之肇始，故其头绪纷繁，无论对内对外，均感极度紧张。”对于久大精盐和永利的创始人范旭东而言，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化工企业帝国已经基本成型，几年来最为期盼的永利南京硫酸厂建成，即将生产出中国历史上第一袋化肥。 1936年12月，原本清冷的南京长江北岸的卸甲甸地区已经摇身变成了另一番模样，锅炉房、硝酸厂、硫酸铵厂、焦气厂、液氨罐以及员工宿舍陆续建设起来，一座占地1300亩土地化工厂就此建成。多年以后，这块土地被称为大厂镇，以此取代历史上项羽卸甲之地的卸甲甸古称，可见该厂之气势及重要性。 硫酸厂原本是国民政府立项的项目，起初国民政府实业部有意引入外资，因此于1931年开始与英、德两家公司谈判，当时英、德两家公司硫酸的年产量超过700万吨，占到全球氮素肥料消费的85%，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由于两家公司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且高度排他，到1933年，双方谈判破裂，范旭东创立的永利由此获得这项年产量为5万吨硫酸的项目。 生产硫酸，永利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技术瓶颈。 技术问题一直是范旭东创业历史上最大的瓶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范旭东于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曾制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一批精盐。1919年，范旭东创立永利，开始制作工业用纯碱，由于外商的技术封锁，永利历时10年反复改进工艺才制造出高品质纯碱，其红三角牌纯碱因品质出色在美国的国际博览会上获金质奖。在艰苦的研制纯碱过程中，范旭东坚持用久大精盐公司的利润为制碱业务输血，并不惜开罪久大股东，最后始得成功，他最重要的助手，永利总工程师侯德榜后来回忆：“其间几濒于倒闭者凡3次。” 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疲软，而永利建厂进口设备耗资巨大，范旭东几乎要放弃，后来经过侯德榜的精打细算，永利硫酸才得以建设，以工厂的设计为例，当时外国公司的开价高达19万美元，侯德榜最终将价格压到了10.2万美元。侯德榜等人从1934年赴美购买设备，并前往各工厂学习，期间侯为购置各种设备心急如焚，导致血压过高昏厥，至1936年4月，侯德榜才回国。
范旭东饱受技术之困，因此，他成立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是第一家在中国企业内设立的研究机构，范旭东视其为自己最重要的事业。久大和永利在中国化学工业技术史上也多有突破，1941年，侯德榜研究出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此新法后被命名为侯氏制碱法。这个新工艺使食盐利用率从70%提高到96%，使无用的氯化钙转化成化肥氯化铵，还解决了一系列污染环境问题。 对其技术驱动路径，范旭东曾有言，“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掸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绝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在技术上突出重围，在市场上，范旭东亦在1936年迫使英国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纯碱市场签下城下之盟。此前针对永利红三角牌纯碱的畅销，长期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卜内门在中国市场降价60%倾销。范旭东同样以降价应对，但此举导致公司亏损最高达140万元。此后范旭东以奇招应对，找到没有纯碱产品，又对该市场感兴趣的日本三井公司为日本市场代理，以低于卜内门的价格在日本销售纯碱。日本市场是卜内门在亚洲最大的纯碱销售地，与永利的价格战让不堪重负的卜内门主动求和。1936年5月，卜内门又与永利签下在中国市场的配销协议，配销比例为永利55%，卜内门45%。 范旭东之后的中国企业始终未能摆脱“技术恐惧症”，在快速消费品等领域，中国公司利用营销尚能在本土与跨国公司一较长短。一旦涉及核心技术，无论是电脑业还是汽车工业，中国公司以“市场换技术”或通过“跨国并购”来成功打破技术壁垒的案例至今寥寥。 永利硫酸厂号称当时东亚首屈一指化工大厂，第二年2月，永利硫酸厂投产，可惜仅仅5个月后，中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后，永利硫酸厂的大部分机器落入敌手。 排名 1 姓名 范旭东(1883-1945) 影响力 4.8 突破力 5.0 社会责任感 4.5 创新力 5.0 历史借鉴力 4.8 荣氏家族：逃脱收编噩梦 1936年对荣氏兄弟来说意味深长。这一年他们不光在产销上走出经济危机阴影，还侥幸逃脱了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一场“国进民退” 这一年，如果让荣氏掌门荣宗敬用一个词来总结，最贴切的恐怕就是“悲喜交加”。 1936年的秋天，申新纺织公司旗下工厂里的纺织机终于在寂寞了两年之后，轰隆隆全力发动起来。这年秋天，全国棉花丰收，一直坚挺的棉花收购价格直线下降，纺纱终于变得有利可图，已经持续多年门前冷清的纺织厂又开始出现客户盈门，采购商坐等出货的盛景，申新的二、五两厂在停工一年多后在当年10月复工，从秋天到冬天的短短几个月里，申新加足马力，到这年年底时竟然奇迹般地扭亏为盈，全年获利144.7万元。 申新公司逃出生天的背后，是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波及到中国的全球经济危机，而纺织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当时市场萎缩，导致纱贱花贵，生产出的产品也乏人问津。再加上荣宗敬在资本市场上的投机活动造成亏损，导致申新多年来紧绷的资金链终于在1934年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