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不是一个数字游戏。“三段论”的框架划分得自去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一部分学者和企业家观点的启发。当时，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和学者汪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都谈到，看30年，得往上看新中国成立60年，进一步，还要再往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如此，才能完整解读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复兴。
不过其时我们的回顾与总结基本仍囿于过往30年。 几个月前，当编辑部同仁聚在一起策划这本新中国建国60年特刊时，我们决定把去年的那个遗憾弥补起来。只有把这60年推到一个更远的视野框架下，我们可能才会更加明白我们所为何来、将至何方。这就是本文标题60年(自新中国建国)、100年(自中国彻底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四运动前后)、160年(自鸦片战争前后)的由来。 从60年到100年，中国本土商业传统有中断，更有内在的承续，甚至循环。 我们捕捉到一些影影绰绰的线索。鸦片战争后，自感国将不国的清政府启动洋务运动，以图对抗外来强权，官督商办的主流手段维系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初，晚清商部才迫于社会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提出“劝业”、“劝商”口号，鼓吹民间商业。稍后，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与核心，整个中国掀起新思想新文化启蒙运动，但惜乎夭折。而在那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民族工商业，固然有爱国的热情和独立的愿望，但从经济上到思想上，从来都没有摆脱对当权者、外来大资本、旧文化的依附性，果然在后来轻轻松松被战乱、被国民党政府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消灭与摧折。 好，我们再看60年。这60年，何尝不是走过一条国有国营-困境-鼓励民间商业的道路，同样，在民间商业初兴的1980年代，也迎来了思想解放、新一轮启蒙的高峰。不过，这似乎同样是一场没有完成的启蒙，社会上下还未来得及在价值观与理念上达成共识，就又匆匆迎来1992年后市场经济的大浪大潮，很多事说不好就先不说，摸着石头过河。经过这一轮将近20年的市场化高峰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历史行进至此，留下的还是悬念。有谁愿意重蹈覆辙? 一轮复一轮的吊诡之处也许正是中国的独特所在。坦白说，对中国独特性的尊重与客观认识，国内学界普遍做得不如一些海外的中国研究者，后者比如从当年美国的费正清、史景迁、法国的谢和耐到如今新加坡的郑永年。郑永年在这次为本刊撰写的《中国“国家经济主义”模式何处去》中，提出，“国家主义”乃是中国经济模式几千年以来的常态，是需要正视的现实，但也需要修正与创新，惟此方能长治久安。
纪念新中国建国60周年，绝不应仅限于对既往业绩的堆砌与罗列。就像一向推崇“大历史观”的黄仁宇所说，“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溯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知道“原委”，知道自我，还是为了能超越历史、超越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