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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什么事比“金融危机”这四个字更有分量，也再没有什么事比“复苏”二字更令人期盼。9月10日，初秋的大连迎来2009年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论坛，季节上的轻微错位恰好暗合了三天里会议的基调：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重振增长”，可是当世界开始露出复苏的绿芽，不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企业家，却似乎无力撕开危机编织成的惨痛记忆追赶上来。这种浓浓的胶着体现在，大多数新领军者对复苏真实性的疑虑;也体现在，各个分论坛不时透出一股年初冬季达沃斯的延展会、4月G20伦敦峰会的总结会以及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预备会气质。 “我相信明年中国的GDP增长会高过今年，但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我就没那么乐观了。全球经济仍处于困难之中，如果能达到1.5%到2%的增长已经是好消息。”中国银行集团常务副行长朱民认为，在新世界还没有被明确界定前，中国应该建立非常清楚的战略，考虑清楚未来十年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是不是继续成为制造大国?一个出口大国，还是变成一个更依靠内需驱动的国家?所有的这些想法恐怕现在不太容易想清楚，特别是要考虑在低碳经济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中国应该长期考虑的问题。 世界又何尝不需要再仔细考虑一下。 真假复苏 9月11日上午的“全球经济展望”分论坛结束后，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走上台去，拨开拥围着主持人马丁·沃尔夫的粉丝们，拍了拍后者的肩：“Martin, good section!”旁边一位女士兴奋地附和道：“Wonderful section!”在各国政府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和救市方案之后，金融危机最糟糕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而这场讨论的真正价值在于，讨论者们启发听众该更清醒地去审视复苏。 “我们担心，这增长是在产能过剩的基础上的，还是可持续的。”朱民成为第一个敲警钟的人。他认为世界范围内，新的失衡正在形成：美国、英国正在为修正金融体系而去杠杆化，但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却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 他的担心随即引起共鸣。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用数字揭示了中国的处境，全球没有另一批消费者可以替代年消费金额达到10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消费者，而供给能力最强大的中国，自身的消费能力只有美国那群“喝醉的水手”似的狂热消费者的1/4。罗奇提醒，今年上半年中国7.1%的GDP增长多数是靠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而且银行信贷高达史上罕见的7万亿元，新的供需不平衡可能由此形成。这引出了他的结论：复苏会比较疲软。而到底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还是数量，是中国需要思考的。 来自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向沉迷于政府救助的国家提出了警告。“怎么从仅仅用于纾困的政策转为解决问题的政策，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否则就会像日本一样有迷失的20年。”竹中平藏认为，以纾困为目的的短期政策，往往需要另一轮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来解救。他举例说，陷于1990年代危机的日本当时依靠刺激政策走出了困境，但其后，政府却为了维持经济不得不持续投钱，始终无法真正实现政策退出。 罗奇用跟竹中一样的视角来看待美国政府，为此，他反对重新任命伯南克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救市的前11个月做得不错，”他说，“但他的问题是应该清晰、透明地说明退出战略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会有可能撤回这些刺激方案，什么时候会让利率归于正常水平。”巧的是，同一时间，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接受CNBC的采访时暗示，政府正在筹组退市策略。 令人安心的复苏，应该在政府刺激政策退出后仍能坚挺。而当下这种复苏的脆弱之处在于，曾让日本头疼的问题已经卷土重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为救市而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还没来得及提振实体经济，就推高了股票、商品、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价格。以中国为例，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将达到9.5万亿元，而股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正疯狂上扬。 不只中国，资产市场的通胀与实体经济的通缩，让全球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扑朔迷离。竹中平藏认为，资产价格泡沫并不是各国央行应该担心的问题，它真正要解决的是避免实体经济的通缩。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说：“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看到各种文献对这个问题至少已经讨论了30年，各国货币当局要不要对资产泡沫产生行动，迄今为止答案并不统一。” 李扬认为，要控制资产价格泡沫，直接在市场上调控是无效的，政府应该限制杠杆率，限制机构与个人借钱到资产市场里去炒作或投资。“要从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上来看他的投资行为，而不是直接看他的投资结果。”他说，“一个使用自己的钱来买房和股票，一个是用银行信贷的钱去买房买股票。如果是前者，这是他的自我选择，我们没有权力去阻止他或鼓励他，如果是后者，就应该严格控制。” 怎样避免陷入这种日本式的脆弱复苏?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全球资深合伙人David Michael恰好在另一场论坛上提到：假定危机前的世界是正常状态，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新的复苏，应该意味着不再回到从前以透支消费来支撑全球经济的模式，而是走向一个新方向。 说起来容易。此前4月份的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全球也都以为政要们将讨论宏观政策的转变问题了，但随后各国达成的共识是，仍要维持刺激性的宏观货币、财政政策。世界仍未找到能够刺激、引导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成长的确定性新因素，渣打银行亚洲首席执行官Jaspal S. Bindra直言不讳地说，在G20马上要在匹兹堡召开的又一次会议上，应该确保财政与货币上的刺激措施要继续下去。 温家宝总理在本次会议的演讲中也表示，中国政府“不能也不会在不适当的条件下改变政策方向。” 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对货币泛滥的市场感到不安了。李扬相信，刺激政策有序退出以及宏观审慎监管，将是明年的主题。纽约泛欧证券交易所常务副总裁Kent则希望，在明年的夏季达沃斯上，人们将会在经济刺激计划结束的背景下，讨论如何还债。 亚洲：被需要、被忌惮 虽然埃及投资部部长Mahmoud Mohieldin说“没有必要过度地夸张中国带来的作用”，虽然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相信“中国来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恐怕仍比较遥远”，但中国的的确确在衰退中维持了增长，政府在领导市场改革方面担任主角的“中国模式”也正在被其他国家借鉴。2009年4月，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无法再回避国际大舞台中的亚洲力量。20国集团里的亚洲国家代表有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些亚洲国家，在十年后已经有能力向IMF注资。本届达沃斯论坛期间发布的《新亚洲领军者全球调查》报告认为，亚洲有望在2020年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体。 亚洲的责任重了。当美国消费者开始反思每年20件T恤衫和17双鞋的狂热消费，中国也有了调整经济结构的诉求。这个呼吁了一年有余的解决方案一点也不新鲜，新鲜的是，究竟怎么落实? 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稻葵看来，刺激内需的最简单手段就是提高收入。他建议，为了提高消费，政府应该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来提高家庭收入。而由此增加的赤字，可以通过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来填补。“在我看来，国有资产长期来讲必须是削减的。” 但转变不会立刻完成。李稻葵说，中国的现状也需要得到理解。他引述会议第一天温家宝总理的发言说，作为大国，中国政府不仅仅关心本国投资、GDP和增长率，最大的关切是社会问题。“而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耐心和时间和渐进的改革。中国也知道大致的变化的方向，但是改变不会太快。” 在衰退中被寄予厚望的中国与亚洲正在试图变得再有力量一些，但让新兴经济体们困惑且不平的是，世界需要亚洲的救援，却又忌惮亚洲的崛起。大连的论坛现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远远少于上一次冬季会议的现场，但这并不是说事情没在发生：会场之外，中铝并购力拓在澳洲受阻，美国对中国轮胎业实施关税制裁，全球范围内的受贿案、间谍案层出不穷。 种种不友好，难怪让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协调署主席Muhammad Lutfi不乐意亚洲去管世界的“闲事”。他认为，亚洲去缓解全球的消费问题就够了，发展中国家应该致力于帮助穷人脱贫，把他们变成有尊严的中产阶级，而且有能力向全球购买产品。 Lutfi希望亚洲能在未来经济里自成一派。“我们更关注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到了2015年我们希望签订地区贸易协定，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能力。在此之后，我们会和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澳大利亚在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听听，他提都不提北美与欧洲)。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确定如何和世界进行交往。我觉得如果国内做对了、做好了，就是在负责任的影响全球经济。” 听听吧，发达国家们。如果希望新兴经济体更多参与拯救危机，只怕你们要肯割舍更多的代价。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总裁Aron Cramer说：“国际社会已经对三个最大的全球价值观，一个是和平，一个是繁荣，第三个是保护环境，达成了共识。”但这对亚洲来说还远远不够，新兴经济体们希望在重新构建的国际社会契约里加入更多自己的意见，以获得呼吸空间。例如，重新设计IMF。 韩国阎氏大学教授Moon Chung In觉得全球必须要重新思索一下IMF的治理结构、智慧和实用性。他不无激愤地回忆说，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接受了IMF的有偿援助，而当时的拯救办法是错的、方案也是错的，这让IMF信誉大跌。他断言，现在的IMF仍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面对目前的问题。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认为，在被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的IMF里，应该提升亚洲的投票权，让更多参与者加入对话和决策。 朱民重提新的储备货币问题。他相信这有助于加强全球金融机构的稳定。“有稳定的新储备货币，对亚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亚洲加起来共有4万亿美元的储备，占全球货币储备的35%。现有国际货币体制下，这个储备对亚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动荡因素。” 同样被咬疼过的Lutfi干脆断然拒绝搭理IMF——不论是参与管理，还是被管理。“我们很忙，中国也很忙，印度也很忙。”他酷酷地拒绝说。印尼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也接受过IMF的援助，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我们对货币基金组织是过敏了，我们甚至连听都不想听，这是事实。”现场听众们会意地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