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Aron Cramer相信，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契约，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希望。那么从IMF的改革做起吧。在G20给它定出的2011年1月的改革最后期限之前，它能改变多少?至少最近，它已经接受了中国以人民币出资认购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债券。 与世界和解 不论危机何时消退，世界已经彻底回不到过去。需要重建契约的不仅仅是新兴与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整个企业界都需要审视价值观，用谦卑之态与这个世界和解。 可以看得到的是，经济衰退已经在各大洲都引起了规模不等的社会动荡。令人意外的是，最不能忍受衰退的竟然是享受惯了各种社会保障与福利的中产阶级，而非需求弹性极小的穷人。在阿尔卡特-朗讯的首席执行官韦华恩(Ben J. Verwaayen)看来，比游行、抗议更危险的是，人们对社会表现出冷漠，缩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 “我觉得企业家的公信度是最低的，甚至低过了政治家。”Verwaayen直指，企业家一直在规避与外界沟通，出了问题只出来说声抱歉。“世界上最强的人就是有需求的消费者，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政治家们把他们看成是选民，企业家把他们看成是消费者。”Verwaayen认为应该给消费者更多的话语权。“而从前他们的声音太轻了，我们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 咳，政府也得反思一下，甚至得再谦卑一些。例如在增税问题上，政府需要更透明地面对社会。“要求付更多的税一定要给出很好的理由，让纳税人知道政府可以给出什么回报，不要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APCO全球公司总裁Margery Kraus说，让尽量多的人达成共识，是解决社会动荡、愤恨的实际办法。 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总裁Aron Cramer建议，政府和企业界都要向2.0的思维模式改变。“到现在为止，政府只是起到了制定法律的作用，实际上政府完全还可以建立与公司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制造外部条件让其他机构繁荣与活跃起来。在有些问题上，某些机构和主体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拉脱维亚总统Valdis Zatlers想必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观察到，社会上自发组织的基层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底层的民众正在加紧进入，取代某些问题上对政府的依靠。 人们需要和解的对象还很多。比如自然界。国际工会联合会会长Sharan Burrow举例说，如果印度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就能帮助4亿人找到就业机会。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预测，经济的新增长点可能产生于能源、生物、信息和新材料制造业当中。“能源方面我们必须发展低碳的能源，逐渐地脱离几百年来依靠传统化石能源的情况。这里面包括发展风能、太阳能等一系列的清洁能源，还有清洁汽车和高效照明等等。” 这是创新，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回归。在全球从这次危机里真正走出来时，是否能完成这一迈进?施瓦布社会创业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施瓦布夫人相信这一点。在她主持基金会的十年里，她发现，企业家的创新在不断提升人们的尊严，并为年轻人树立榜样。“这个基金会迅速地发展，在医疗、卫生、教育、航空、水和环境保护领域，提供了很多可以改善几亿人生活的想法。创造力，将会大大推动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达沃斯声音 GE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兼CEO Mark Norbom 经济低迷时，我们首先要确保安全，查看资产结构，聚焦主业，缩小其他业务规模。其次，继续投资科技，最好的科技和最好的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也是长期增长的保证。再次，要聚焦现金流，花更多时间与内外部沟通。 世界经济论坛高级总监、新领军者年会和全球增长型公司负责人蒋睿杰 从去年开始，局部增长其实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即使在全球汽车业，也有新技术涌现，如比亚迪。农业也有新的机会。不用担心经济走势是L，V，还是W，企业家精神是最重要的指标。很多CEO也在思考新形势下消费趋势、创新、商业模式的变化，总的来说，就是更加注重每个客户，增加更大附加值，加强沟通，重新调整适应客户需求。 IDEO亚太区总裁Richard Kelly 中国式的设计创新是怎样的呢?如何发出中国的声音?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鸟巢是外国设计师的作品，而现场的焰火则是由中国艺术家蔡国强来完成。这种“再发明”是一种重要的路径。中国的设计如何改变商业面貌还在摸索阶段。我们要学会设计思维，不是在设计车，而是设计交通方式，不是在设计手机，而是在设计通讯方式。联想、TCL、李宁是设计上比较自觉的中国公司。 IMD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Jean-Pierre Lehmann 政府刺激方案是很有必要，不然后果更严重。像给社会肌体打了强心剂，唤回能量，但长期而言不可持续。中国企业到海外扩张，不缺钱，缺的是技能。此外，投资非洲时不能只带自己的劳动力过去，还要服务社区。 宾州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斯丹凝博士 现在形势仍然很不确定，人们势必还有很多担忧，一些政府还会有保护主义的保守之举。普通民众不会在乎市场经济的哲学，他们只在乎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保护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政府责任所在。但是我认为现在政府只是做到了他们该做的，却并不是说做得极其出色。因为你不能只考虑三年内的事情，你要考虑几十年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多少领袖有那样的远见? 怎么去判断好的管制还是坏的管制呢?应该基于每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优先事项、目标，这些状况去判断。就像企业不能只是为了赚快钱，除了谋取股东利益，企业还必须创造出社会价值。 日本经济学家、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研究院主任竹中平藏 我当然赞成亚洲共同经济体的主张，地区相互关联度越来越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共同发展。对于重振增长，我们不能设定优先项，需要通盘考虑。政府应该继续支持，慢慢地减下来，退出来，否则又会产生大的动荡。 [随感]现在不开始，以后就来不及 “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但他不会说我的梦想是让GDP达到8%。”美国版希望工程创始人说。 什么是靠谱的增长，什么是踏实的成功?当我们沉迷于对狮子、大象的歌颂的时候，认为只有那些Mr. Big和Mr. Rich才有资格决定世界的框架，才有能力扮演拯救者的时候，黑马、麋鹿已在争取自己的投票权。他们年轻通达，不卑不亢，代表新一代的中国企业家风貌，齐放CEO陈国权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新的商业模式不仅只有新能源，还有蓬勃的社会商业。陈国权的齐放网是通过网络帮助中国大学生获得助学贷款的开放式平台。“我受益于大学教育，希望我可以帮助别人也这样做。” 中华民族的复兴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可那种对西方世界幸灾乐祸的自矜感让人颇不舒服。如何赢得世界真正的尊重?如中欧商学院一个客座教授指出的，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 零和游戏无法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地球，阴谋论在透明的互联网民主下只能只逞一时之威，我们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和简单。全球化开弓没有回头箭，欧美商业领袖在想办法让自己的决策更快一些，中国商业领袖是否能让自己的决策更长远、更有质量一些呢?感怀于马云最近在阿里巴巴十周年上的讲话，“希望看到自己作为企业家，作为商人，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承担着政治家、艺术家、建筑家一样的责任，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主要的动力之一。” Enabling others’dream和make a difference成了CEO的新定义。李开复的选择一点也不让人吃惊，他内心的逻辑如此浑圆。“现在不去做，就来不及了。” 你怕现在不开始，以后就来不及的事情是什么呢? (侯燕俐) [专访]CEO要“赋能”于人 专访阿尔卡特-朗讯CEO韦华恩(Ben J. Verwaayen) 阿尔卡特-朗讯CEO韦华恩指出，信心、快速决策、透明度是其应对新挑战的三大关键词。他反复强调全球化2.0时代，CEO的角色必须发生转变，要“赋能”给别人，而不是简单地控制和命令。 9月12日大连达沃斯期间，《中国企业家》对其进行了专访 《中国企业家》：你会跟其他商业领袖分享哪些在危机中成长的经验? Ben J. Verwaayen：我的判断是，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复位，世界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运转了。首先，我们要在雇员、股东和顾客中重建信任，其次要透明，人们不仅关心商业结果，更开始关心商业过程。你是一个污染者吗?你承担了你的社会了责任吗?第三是，决策方式改变，你需要基于全球视野进行思考，这是完全不同的段位。比如为什么G8变成了G20呢?对于商业领袖而言，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领导力将与过去不同，不再是控制和命令，也不是明星式人物，CEO需要能够赋予员工能力，在全球展开工作，能以透明的方式产生结果，不仅仅要使股东满意，也要使利益相关者满意。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必须负责任，并且要做的比之前更多。 《中国企业家》：现在对于CEO最大的挑战就在于管理更大的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坚持一些基本要素而不迷失方向? Ben J. Verwaayen：首先，CEO要负责任，要正直;其次公司要聚焦，无论战略还是执行;第三点就是寻找到合适的人去做。这些并不复杂。在公司辩论中，如果我的观点不能被挑战，这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对公司不利。 《中国企业家》：你所观察到的通信行业新趋势是什么? Ben J. Verwaayen：很简单。年轻人的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图像。我是老一代人，有时我也会感到遗憾，因为文字很美。在一些社交媒体，你会发现人们把图片上传，然后很简单地写道：很好的发型，看看我! 《中国企业家》：这种趋势对于人类的想像力有伤害吗? Ben J. Verwaayen：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呢?我的祖父认为飞机对人体不利，但我从美国飞到亚洲身体无恙、非常方便。我认为年轻人没有那么肤浅，我充分相信他们的能力，关键是我们要给年轻人机会和空间。有的年轻人冲我大喊大叫，不赞成我的观点，认为我太慢。这很棒，我喜欢这样。 《中国企业家》：你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家有哪些观察和建议? Ben J. Verwaayen：13亿人口的国家里面，一个小问题都会成大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批评家，你会对任何事情都不满。我是乐观主义者，我在中国观察到三个现象：一个是企业家精神，二是中国品牌。在西方公司，你会看到联想电脑。三是人们更加乐于表达自己。另外，我还看到一些“好玩”的精神。我看过一些中国电视节目，虽然我不懂汉语，但从社会心理学而言，这是好事。 对于那些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家，建议要升级到全球化2.0，改变坐在家里、出口型的扩张方式，而是要到他国，成为当地的一分子。 (侯燕俐) [专访]诸立力：“应该让QFII参与人民币基金” 8月14日，香港的第一东方投资集团在内地的子公司第一东方(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法人资格，成为首家被获准在内地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外资PE。达沃斯会议间隙，第一东方的董事长诸立力接受了《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专访。 《中国企业家》：结合最近财政部在香港发行60亿元人民币债券的计划，你怎么评价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的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
诸立力：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政策，香港很希望成为人民币债券在国际发行的其中一个主要桥梁。除了最近决定发行的6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香港会继续争取类似的机会。市场上，香港的投资者对内地的情况也比较熟，评级问题对他们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已经对人民币有很大的信心。6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在香港非常非常受欢迎。 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势在必行，我个人认为，在2020年一定可以完成这件事。在那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产品开发、加强监管、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香港可以对正在逐步开放的金融市场内地提出哪些建议? 诸立力：QFII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外国投资者在一个可控制环境内把国外的钱拿过来投资A股。在A股，政府是希望外资长期持有，以前对外资持有期限的限制是6个月，现在缩短到3个月了。而PE fund本来就是长期资本，一进来起码要持有5到10年，这刚好也跟国内政策希望外资长期持有的态度非常符合。所以我们很希望政府可以研究一下，让QFII参与人民币基金。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看创业板的推出? 诸立力：中国的创业板现在才刚刚开始，中国有几千家有资格上创业板的公司，但今年只能上几十家，要慢慢来发展。所以，这期间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需要到海外融资。所以第一东方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事情是布局全球的投行业务网络，完成之后能实现投行业务全球化覆盖，而总部在中国，控股者也是中国人。 我们今年3月底刚刚完成伦敦一家投行的收购，现在正在努力把整合做好。我们正在研究美国适合的投资对象，希望明年可以在华尔街参股一家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