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 杨荣文 新加坡外交部长 未来几十年，中美关系将影响世界。说得直白点，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而中国是美国债券最重要的买家。中国如何和平地进入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这将进而使全球体系出现变化。相信就是这个原因，促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把东亚列为首次出访的目的地。 中国的蜕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关于中国重新崛起的论述很多，我想谈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中国的自觉性。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很多年前已就这一点写了不少。中国历代有为前朝修史的责任。前后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司马迁于公元前一百年前所著的《史记》。之后，后汉为西汉修史，接下来是王莽新朝、三国等等。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建于1644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而灭亡。时至今日，近一个世纪以后，清朝的正史方开始撰写。没有一个国家或文明有这样的自我传承意识。李约瑟对中国的自觉性有深邃的洞察力，这也造就了他在中国科学与文明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现。 吊诡的是，中国的自觉性多局限于传统范畴中的社会和道德成就，是李约瑟让中国人知道他们对世界做出了令人惊奇的科学与技术贡献。不过，中国的自觉性既是个长处也是个弱点。作为长处，它赋予中华民族自信和韧性。中国领导人常说，虽然中国应向世界学习，但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寻觅通向未来的道路。不过这种自觉性也是一种自负感，使中国的思想和机制很难成为这个多元化世界的主流。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无意把外国人转化为“中国人”。反之，美国是个相对年轻的国家，深信自己的想法是独特及最优秀的，想要把每个人“美国化”。当今的全球化“软件”，包括各种标准与流行文化，基本上全是美国的，而这正是中美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如果把文化比作人类操作系统，将各种不同文化以更高级的HTML或XML语言超链接起来的，其实是美国文化。即使这个美国文化“软件”时至今日仍需要某些修补，但它终究还是美国式的。而中国文化的性质却非常独特，即使中国几乎肯定会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我并不认为中国文化“软件”有一天能够将世界统合起来。 第二点是中国让人惊叹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堪称人类史上前所未见。他们的城市规划专家自知中国不似美国那样拥有大片土地任由城区向郊区外扩张，耕地又不及印度来得广。尽管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已经比美国还长，但中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车辆拥有量在人均水平上跟美国人一样，整个地球将会沸腾。 中国看到了土地保护与节约能源的需要，正落足心力打造可容纳上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大国总人口的超大城市。而这些超大城市，绝非像墨西哥城、拉各斯等杂乱无章发展而成的集合城市，而是为庞大的居住人口精心设计的城市。中国政府把大量土地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使中国较之其它国家更有条件推动规模庞大的重新发展项目。回顾1949年那一场中国革命，争取的正是土地控制权，这也正是中国与印度的最大差异所在。在印度，一如世界许多其它地方，为大规模发展项目征地，永远让人心力交瘁。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世界以美国清晰理性的格网式城市规划马首是瞻，那二十一世纪里影响世界的城市发展概念应该来自中国。如此浩瀚的城市化进程，让中国在文化、政治、体制各方面都面临重塑。中国共产党以农村革命取得政权，在处理城市政治上，挑战可不小。毛泽东时代的城市人口比率仅百分之二十，今天的中国，百分之四十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不出几十年，中国将赶上所有其它先发展国家，城市人口将达八九成之多。今时今日，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超越了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互联网用户比美国还多。 第三点是中国的政治文化。 千百年来，中国已发展出一套特殊的政治文化，足以使一个幅员土地犹如一个洲般大的国家由一组官僚精英统一集中管辖治理。正常的情况下，这支官僚队伍任人唯贤，对整个国家充满了强烈使命感。明清时代规定任何高官都不可在自己出生地方圆四百里范围内任职，以免因牵涉地方利益而承受压力。这也意味着弹丸之地如新加坡，完全不可能由新加坡人治理。刚刚在几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恢复了这项条例，实际运作情况也确实如此，无论是省委书记或省长，几乎所有省级领导都不出自所管辖的同个省份。唯一例外的是自治区，但本地人最高也只能坐上第二把交椅，绝不出任首要领导一职。
随着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将发生很大变化，但由官僚精英掌控整个国家的情况应该不会改变。在历史记忆里，一个分裂的中国总是带来纷乱，而一场纷乱很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较基层的地方政府层级推行民主试验，为防止滥权舞弊有效把关。但上到省市层级，领导人就得由更高的中央政府在听取各方意见、经过审慎遴选后点名委任。好比中国式社会主义一样，中国也会发展出“具中国特色的民主”。 而当前的全球危机将使中国领导人更加坚信，以中央政府主导国家经济的做法是对的。全球局势动荡，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研究起中国体制，反思中国发展经验能否为良好的治理模式提供借鉴与参考。长久以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模式，首次面临强大的竞争者。 (本文为作者在2009年3月27日应邀出席剑桥大学建校800周年卓越讲座发表的演讲内容。本刊有删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