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联想这样的本土企业，甚至早在2000年就开始关注这一市场。2001年，联想推出了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天乐系列老年电脑，具有全屏触摸式、屏幕手写板以及家电化设计三大特性。但由于市场发展不到位，产品本身的适老性也有问题，因此并没有获得成功。 欧洲老年科技平台的模式，值得中国在考虑鼓励和扶持老龄产业方面进行思考和借鉴。它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相关的老龄基金会支持，引入各种中小型高科技和服务企业进驻开发，对智能技术养老应用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 此外，老年用品商店也逐渐红火起来。虽然早在1990年代，央视《夕阳红》栏目就开始了老年连锁用品商店的探索，一度遍布全国，最终折戟沉沙。但十年之后，专业的老年用品连锁商店又开始在国内萌芽。 但中国“银元”并不好挣，同是一头银发，老年生活的色彩却各不相同。有些老人在70岁时可能身体很虚弱生活在养老院里，有些则可能还精力充沛的返聘入企业工作。五花八门的需求本就让产品销售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何况产品的适老化远远不够。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投资引导上不够成熟。轮椅是最典型的例子，一方面，轮椅是各种捐助的重要主角，另一方面，轮椅厂也是雨后春笋，以至于现在200元就可买到一个轮椅。这并不是因为在中国轮椅有巨大的需求量，畸形繁荣仅仅因为它免税。 陆杰华认为，老年产业必须走向盈利时代，也必然走向企业化运作，但政府应当对其做出更具倾向性的政策扶持，否则铜矿向金矿转化的速度将被大大延缓。同样，这是发展老龄产业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养老产业的十字路口 最早看见商业曙光的，是中国的养老产业，这也是中国现在供需矛盾最为紧张的领域之一。党俊武甚至认为，当前所讲的“居家养老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提法存在问题，降低了中国发展机构养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国所需要的养老床位，如果一字排开的话，能绕赤道19圈半，等于三个印度的国土面积。这么大的需求量，怎能仅仅将其视为补充呢?”党俊武称，中国目前的养老服务设施总床位仅占老年人口的0.8%，大大低于经济发达国家5%的水平，虽然近年来民办养老设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存在巨大缺口的，还有与之相关的社会服务业。统计数据显示：一名专业护理人员可以同时照顾30位70-75岁的老人，但只能照顾9位80-85岁的老人。至于85岁以上的老人，更是平均每4人就需要一位专业护理员。从现在前瞻性的看未来，中国将需要800万-1000万专业护理人员，而目前拥有正式的养老护理职业证书的人不过30多万，差距相当惊人。这不但是一个诞生中的全新产业，也必将导致相应的教育培训市场的火爆。 在调研中，不少公司认为，当前政策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发展，对养老产业的发展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阻碍。 除了这些非营利性的机构，不少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开始试水养老产业(参见图2)。老年公寓、老年社区等理念开始在房地产界流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开发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运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并且逐渐开始产业化，是进军该产业的房地产开发商几个最明显的趋势。”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策划总监刘葳告诉《中国企业家》。 但做一个养老项目比商业地产投资回报期还长，刘葳甚至认为“不要期待十年内有什么特别高的回报”。较早进军该领域的乐成集团也坦言，国内目前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在该领域取得成功的房地产企业。 政府在养老产业的界定上的不明晰加剧了商业化和盈利的困难。调研中发现，中国政府虽然在鼓励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但约束很多，比如必须要找到一个跟政府相关的上级单位主管等，这就很难吸引到资金和人才。而相应的税收政策也自相矛盾，虽然养老产业享有一些税收优惠，但非营利机构本身对税收优惠并没有什么很迫切的需要。 这不但导致了各种打着慈善旗号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现象的出现，也伤害了有心做大养老产业的企业和机构。养老产业已经走在非营利时代向商业时代转折的十字路口，政策导向已到了必须明确的时刻。
“政府应该给进入养老产业的机构一个明确的身份，同时要给出相应的可落实的鼓励条件。”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詹泳说。 走出“尿布时代” “中国老年产业正处于‘尿布时代’，”王燕妮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有长大的希望，但光靠自己是不行，没有父母的照料就可能夭折，或者因为后天营养不良而发育缓慢。政府要承担起父母的职责，推动传统上认为是属于社会福利的部分将走向产业化、民营化和市场化。” 方嘉珂赞同该观点，认为中国国情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比发达国家更大的责任。但他强调，在父母没有多余时间照顾孩子的时候，找一个得力的保姆就是必须的事情了。 这个保姆就是非营利性质的各种NGO组织。它是独立于企业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既适应老年产业具有福利和盈利双重性的特点，也是中国老年产业由非营利时代向商业时代转型时不可或缺的力量。 换言之，时代呼唤中国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崛起。 不少西方国家都经历过从福利模式到商业模式的过程，以德国为例，在原有的社会保障基础上，德国在2003年通过了一部新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型养老机构都要实行公司化登记。这值得中国借鉴，但一个前提是，企业以赚取利润为天职，不能对其有太多苛求，而德国有强大NGO组织进行监督，遏制住了出现商业化搞乱养老体系的情况。 “政府应该把注意力转到扶持第三方力量上面，同时要加强监管，避免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出现。”方嘉珂说。 中国老年产业走出“尿布时代”的另一个引爆点是商业模式的突破。比如，“以房养老”模式。 “以房养老”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住房养老财务证券化的模式，又称住房反抵押贷款或“倒按揭”,是指房屋产权拥有者,把自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者在综合评估借款人年龄、生命期望值以及预计房主去世时房产的价值等因素后,在一定的年限内,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现金,房主继续获得居住权。直到房主去世后,将房产进行出售,所得款项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亦归抵押权人所有。 该模式起源于荷兰，而发展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美国和新加坡。中国存在大量“住房富人，现金穷人”，如果该模式能在中国实现，将会极大的提升中国老年人群的消费能力，同时激活金融保险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认为，“保守估计，这将是一个十万亿的大市场。”尽管国内还没有企业去做这种针对老年人的金融产品，但相应的研究已经展开多年，一些保险厂商已经与国外合作，正试探性的设计和推出相应的产品。这一模式一旦成功，所拉动的消费将是惊人的，并将产生一连串连锁反应。 当然，“以房养老”的运行必然会面临各种挑战，比如政策监管问题、房屋的70年产权问题、升值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买房传子等。 3亿老年人能否成为中国最大的消费人群?我们能否迎来一个遍地“银元”的商业黄金期? 本次调研，除了文中具名机构及个人，还得到了如下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一并致谢：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Frost & Sullivan咨询公司，信诚人寿，科锐国际，奥美公关等 马三立老年公寓变形记 马三立老年公寓，曾经是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的标志性建筑。它高达11层，紧邻天津站，占地8000多平方米。但现在这个名字已然成为历史，早在2006年，楼前就已悬挂起“如家快捷酒店”的招牌。 它源于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一个想法，身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的马老在1995年提出一份议案，呼吁热心公益的企业家为赡养老人出一份力，并公开宣称：“谁愿意建一个老年公寓，可以无偿使用我的名字，我支持。” 该提案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天津企业家高文光的注意。不久，他与马三立达成协议，高文光投资4000万建设一家老年公寓，马老则无偿捐献出自己的名字。在政府政策、土地和手续方面一路绿灯的情况下，1997年，一栋11层的大楼拔地而起，马三立老年公寓的牌子正式挂出，高文光担任法人，马三立之子马志良则出任该老年公寓的总经理。 但随后发生的一切，让政府、企业和马三立父子本人都尴尬不已。 “打从开业那天起，一直到停业也没有收进多少老人，最多的时候住进了6个人，然后就停滞不前了。”某养老业资深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那是1990年代，入住的价格每人每月超过3000元，还不包括护理。即使是现在，天津条件最好的养老院，收费也远不到这个程度。” 这必然促使老年公寓的性质产生质变。大楼建成后不久，文光集团便整体迁入其中，占据了最高的两层楼，紧接着，一层层的房间相继被挪作他用，或用于商业出租。 两年后，马志良被迫离开。马三立父子又投资在天津东丽区重又建了个马三立老人园。但马三立老年公寓的牌子此后仍挂了好几年，直到2006年，文光集团把大厦底下九层全部租给了如家快捷酒店之后，马三立老年公寓才正式寿终正寝。 对于马三立老年公寓的失败，马志良认为，其运营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过于高端，远远脱离了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养老意识。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最初的高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人有意为之，其实质是打着福利性的老年公寓之名行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之实。 这一事件也让政府感到尴尬，作为前车之鉴，政府此后对该类审批极为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