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沈联涛
最近，一些学者在激烈争论人民币是否应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此，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目前中国仍然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因而不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提条件。 我讨论过日元和欧元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一国主权货币而言，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有利有弊。首先，最明显的好处是铸币税，但是，在几乎零利率的世界中，铸币税的收益实际上很小。第二个好处是，储备货币国家能够集中全球的金融交易，创造更多商品贸易和服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和伦敦就受益匪浅，那里交易的金融产品绝大部分是用本国货币计价的，其不但可以收取手续费，还能免除汇率波动风险。第三个好处，是储备货币国能够借以提高自身信用和声誉。 但是，储备货币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伤及自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就意味着外国人持有大量本国货币，而且货币可以自由流动。因此，中央银行要有能力稳定币值，保持汇率稳定和低通货膨胀率。 币值稳定的要求，也就给国际储备货币提出了难题，这被称为“特里芬困境”。1998年，当美联储意识到世界正陷入一场全球危机时，它降低利率，向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注入流动性。美国之所以能那么做，是因为其经济基本面好，美国消费是全球增长引擎，降低利率能促进消费。
但是，持续的赤字使得美国过度借债，而这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任何央行企图提高利率控制国内借贷的做法，都会使“热钱”大量流入，导致更大的资产泡沫。如果采用灵活的外汇政策，那么，提高利率将导致货币升值，刺激进口增加，使得经常账户赤字恶化。 换句话说，“特里芬难题”意味着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将承担较高的成本，因为当世界需要更多流动性时，储备货币国必须增加赤字，以增加全球货币供应。但是，如果储备货币国赤字太大，就会导致金融危机。 那么，创造全球央行和全球监管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果我们有全球的统一货币政策，鉴于世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那么，总有部分国家和地区是受益者，另一些则是受损者。因此，全球央行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全球财政机制，能够向受益的国家合理征税，用于补偿利益受损的国家。 任何货币要成为储备货币，都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归根结底，市场将决定一国货币是否成为储备货币。 目前，中国已经在香港和上海设立了试验性的人民币结算中心，这是为了更好满足市场需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果贸易双方愿意以人民币结算，那么，人民币结算中心将极大便利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有些人认为，丰富的外汇储备是成为储备货币的前提条件。中国央行曾经以月进口为单位，计算外汇储备量。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已经过时了。2008年，全球商品出口总额是15.8万亿美元，而当年日平均外汇交易就达3.2万亿美元，全年总交易额高达800万亿美元。这些数据说明，决定汇率的主要因素不是商品贸易引起的外汇兑换，而是资本流动产生的外汇交易。 换句话说，人民币开放的一个条件是，汇率能否保持长期稳定。这需要非常熟练灵巧的货币政策，以抵御投机资本的攻击，同时要有强大的财政实力，以及完善和稳健的国内金融系统，可以充分吸收外部市场的冲击。在全球零利率时代，要稳定金融市场是不容易的，因为存在大量高杠杆的投机资本，由于利率接近为零，投机资本的成本很低。但是，汇率不稳定给经济带来的成本却很高，其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这样看来，还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想成为储备货币呢？ 作者系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