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 胡润及其生意



系列专题:胡润百富榜

 □阚世华

   2009年10月,《胡润百富榜》连续第十一次发布。曾几何时,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媒体就像农民期待收割一样,盼着胡润的百富榜出炉。

   榜单外的胡润成了比榜单内的诸多富豪更惹眼的红人,连他英伦风格的格子围巾都被上海很多时尚中学生所熟悉。

   一个原本无名的英国小伙儿凭啥能把一张“座次表”整得风生水起,并10年不衰?

   胡润百富榜的上海总部——胡润的办公地地处繁华的南京西路某写字楼内,公司门外并没有醒目的牌匾。办公室只有十几平米,除简单的办公桌椅外,角落的一侧摆放着中国古典家具,另一侧则是高尔夫球具,两相呼应,也算是中西文化的一种结合吧。

   在约定时间过了十多分钟后,胡润匆忙地走进办公室。依然是一身蓝格子衬衣,脸上带着招牌式的绅士微笑。“实在抱歉,赶去拔牙了。”胡润用一口算得上流利并习惯性地夹杂英文单词的汉语说。

   尽管10年前《福布斯》的第一张榜单很粗糙,但这个敏感的英国年轻人抓住了中国人“喜欢听有钱人故事”的心理特点,颠覆了西方人眼里“红色经济下没有富豪”的偏见。他大胆而鲁莽地打开了穷人窥视富人、世界窥视中国的“天窗”。

   10年间,胡润的各种榜单越来越丰富,他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大。从1999年第一次推榜单时,没有一个富翁见他,到2000年有5、6个人见,2001年有30-40人见,2002年约为60人,直至现在“几乎是百分百”见。胡润已成功迈入名流圈,成为“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中国缘

   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于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世创办,有着“绅士摇篮”的美誉。英国有17位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的达官贵人,都是毕业于该校。“1988年,我13岁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接受独家专访时胡润百富榜董事长、创始人胡润告诉《中国新时代》。

   国内一些报道曾说胡润是贵族,“这个说法错得有点离谱,其实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所以想进伊顿这样的名校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为此,胡润在11岁时就被送到一所普通学校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幸运地考进了伊顿。”当时伊顿公学一共有13至18岁五个年级,共1250名学生。胡润在当年的考生中排名前20名。1989年,胡润进入杜伦大学学习语言。“在所有的学科中,我似乎对于语言和数学有着特别的偏好,”胡润说。

   胡润出生于卢森堡,三四岁时就会说英语、卢森堡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5岁时,学校和德国、日本进行学生交换,当时胡润住在一个德国家庭里,和他们一起生活,这使得胡润的德语水平迅速提高。根据杜伦大学的课程安排,到第三年要求出国学习。“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学习到第二年就必须去那个国家。”这一点令胡润感到一种挑战。

   “这是完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体系,太难学了。要是能学会学好,那才叫过瘾呢!我始终觉得,学习一种语言是一回事,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另一回事。只有理解文化才能体现出天才的基因。”胡润说。

   1990年,胡润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

   胡润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这是我的兴趣,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倘若能把中文说溜了,简直忒牛了。”胡润笑言。

   那时,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老师对胡润们都比较客气,年底根本不用考试。所在的留学生楼成了小社会,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进修生的课程十分轻松,一般只需要上午学习,轻松得让我无法习惯,于是我出门给自己找了一份活儿,在一家有名的公关公司打工。因为那时拿的是学生签证,不能打黑工,所以没有领薪水,纯粹是增加一些阅历。”

   大学毕业后,胡润加入了安达信——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那时想法很现实,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胡润说。

   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快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没有什么责任指标,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事务所的工作给胡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历练,使他有机会到世界的很多地方。

   不过,好日子并不长久,压力接踵而至。因为必须参加英国会计师的证书考试,通不过的人就要卷铺盖走人。

   “逃过一劫后,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1996年,上司问胡润:“有一个香港的职位,去不去?”胡润琢磨,回归前的香港就像1988年的日本,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生活,也许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就一口回绝了。接着又有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可胡润毕竟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没什么新鲜感了。又过了半年,上海的职位终于向胡润招手,胡润如愿以偿。

   “说实话,如果再等不到这个机会,我就考虑辞职走人了,换个毕马威或其他公司再想办法到中国来。”胡润说。

   自从离京回国后,曾经和胡润一起学中文的英国人在伦敦也抱成了团。“他们成立了协会,每月举行一次聚会,从六七十人中轮流推选出一个主事的准备当天的主题报告,话题自然和中国有关。10多年了过去了,这个传统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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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上海,胡润还有一个私人目的——撤退。“我在英国实在太忙了,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海就不一样了。举目无亲,我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家看书。”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1997年9月,胡润将自己“空投”到上海。

   首榜源于“走神”

   当时,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大概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每个人都有充满阳光。

   当时胡润一踏进办公室,感觉就像在度蜜月,每一天都是咧着嘴大笑,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上海的合同签了两年,这意味着到1999年9月胡润必须为自己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之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要不要去卢森堡?”,胡润都拒绝了。最后,公司给他保留了在伦敦的职位。在一次参加培训时,胡润感觉那样的课让人感到有些无聊,在冗长的讲话中可能只有10%属于有用的信息。“我的脑子开始天马行空。”

   那时胡润已经在亚洲工作、生活了近4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在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的经历,这一点胡润非常自豪,可一旦回到英国有人问起:“嗨,Rupert,中国怎么样?”该如何回答?

   百无聊赖之际,突然胡润灵光乍现,想到一个好玩的话题,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个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私的欲望,如果具体的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

   胡润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想法。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成功一词该怎么定义呢?于是,胡润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少、个人资产多少——接下来,胡润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1999年是IT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剩下“人个资产”。“培训课一结束,我已给自己布置下了一份家庭作业。”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这个问题被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如果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距离胡润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胡润先找了一位老师,此人是渣打银行英籍经理,还孙中山的外孙女,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接着,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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