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顾列铭
2009年9月，国庆前夕，东莞工业区内，招聘“普工”的条幅随处可见，而金融危机前住满了员工的宿舍楼仍旧空空荡荡。 真是“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几个月前还到处求人为自己手下的人找工作的“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牛”起来了，整天是企业求他派人，而他却“无兵可派”。 从去年年底珠三角的“民工慌”到现在的“民工荒”，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逐渐回暖的一个信号，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劳资矛盾等深层次问题的再次暴露。 下半年起出现“民工荒” 目前，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苏州工业园区当前用工缺口达5000人左右；深圳市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 同时，传统的劳务输出地江苏苏北几个城市也出现劳动力紧缺现象，在淮安，今年以来企业招工难的现象一直存在，而盐城市前段时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地企业的空岗数有21000多个。 在四川成都劳动力输出的大县金堂县，从天津来这里招工的人力资源经理吉宏凯代表天津滨海新区的几家企业来四川招聘工人300名。本以为四川是人口大省，随便找个几百多人没问题，但她来四川10天了，联系了各地就业局，才只招到了80人。她现在很迷惑，民工都去哪儿了？对此，吉宏凯说：“因为从各个地方反映回来就是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缺人，那么就是广东缺，上海缺，苏州缺，天津也缺，那人都到哪去了，因为所有企业都缺人，我现在就是包括我自己本公司，包括周边的企业听到的消息就是人都到哪去了，看不到人。都说在外地打工，那如果都在外地的话，按道理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说不会所有地区都缺人，但是现在反馈回来所有的地方都缺人，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的确，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四川因金融危机返乡的民工达400万人，但是灾后重建吸纳的人数只有140万人，对金堂县的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中只有不到20%留在当地务工，那么还有上百万农民工去了哪里呢？成都市人才市场原本只有45个招聘席，但现在招人单位太多，不得不两家单位挤一个招聘席，很多用人单位早上7点半就来排队，但还是有很多人排不上号。 金堂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玉明披露，随着当地企业的发展和基础建设的动工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去年6万农民工返乡后，只有5万人再出去打工。而在本县就业的大概有1万名。 回顾今年2月，东莞长安镇某厂，刚刚完成一批裁员的该厂人事主管王亮对工厂的前景毫无信心。那个时候，压缩生产规模、降低人力成本、减少营运费用，几乎是珠三角所有外向型企业共同采取的自救措施。 但王亮没想到的是，4月份以后，厂里的订单突然多了起来，各个生产部门全向他要人，这让担任人事主管的他压力剧增。接下来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即使提高了工资待遇，仍然无法招到足够多的一线工人。长三角、珠三角部分企业出现的用工荒的问题是一种局部现象，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长三角、珠三角部分企业出现的用工荒，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形势站稳回升，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一个现象。部分企业在上半年订单不足的情况下，下半年出现订单增加的情况，这样对企业的用工需求就增大了，民工荒也就出现了。
“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吗 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日，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 从中国的情况看，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在珠三角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变化，扣除物价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是负增长。但自“民工荒”发生以后，近年来珠三角的民工工资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现象，而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他们认为，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发生逆转，“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让珠三角的“民工荒”提前了20年。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特点是大量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而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工业化。由于外资大多聚集在沿海一带，聚积的剩余劳动力都集中在西部地区，这就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许多西部的农民不愿意背井离乡来到沿海地区。另外，由于外资的大量集聚加快了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增加了大量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这样，更造成了劳动力的短缺。 同时，最应该警醒的恰恰是那些面临招工难的沿海地区，无论外需萎缩的国际市场，紧张的国内劳动力环境，还是我们日益强调的生态资源环境，都在压缩简单加工制造业的空间。尽管过去二十多年里，不少沿海地区靠加工制造业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趋向看，继续一条路走到黑只会越走越窄。如果这些地方不能顶住出口下滑的压力，真正把产业结构由低转高，摆脱对内地廉价劳动力的严重依赖，未来将用脚投票的就不止是农民工了。就像民工潮的来临是市场推动的一样，民工潮的退去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无论潮起潮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敏锐地把握其中的动向，对经济发展、产业模式做出提早规划，不要被晾在了沙滩上。 而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今年7月呈报给国务院的农民工就业情况调研报告显示，从务工区域看，四川省内和“三北”地区成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首选目的地，受调查的8个市东南沿海务工人数350万人，同比减少19%。而农民工收入也出现在沿海一带减少，在内地省份增加；在外向型企业减少，在内需型企业增加的特征。同时呈现出制造业收入下降，建筑工收入增加的趋势。报告综合分析，原来从业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农民工目前转行于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已经是择业的主要趋势。 这实际上是农民工在用脚“投票”。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冷荣忠说：“如果是金融危机期间，或者是在以前务工的时候，农民工在那务工，收入不错，生活也很好，各方面的权益都有保障，金融危机发生也不把他们当成包袱来甩，他们也不会这样，也不会这样，我想大多数不会这样。” 上千万农民工去哪里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对于农民工来说，只要老家的工作好找、工资不低，他们当然不愿意舍近求远，漂泊在外。 “招工难”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富余程度在减弱，这或许是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的信号，弥补技术工人缺口和用工制度缺失成当务之急。有的学者则认为，我国劳动力的高流动性，与当前的用工制度有关。企业困难时“挥之即去”，需要时就很难“招之即来”，这呼唤我们建设新的用工制度，建设新型的企业和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