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安徽省贫困县——霍邱县政府做出决定，用财政资金6亿元人民币奖励民营企业安徽大昌矿业集团。后者将在当地上马年产100万吨的球墨铸造项目。一个总投资20多亿的项目，政府出资就占到6亿元，却自愿放弃任何股份，如此慷慨的“奖励”一时间引起无数争议。
霍邱县政府的行为可以说，是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热潮中的一个缩影。一个浅显的道理：钱引进来了，就会有经济活动，也就会创造税收，城市和地方的问题就好解决。一时间，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招商引资活动，诸如很多城市都在想尽办法搞园区、开发区、孵化器、产业基地等。
然而引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市长们也为“找钱”难而伤脑筋。甚至在让完税收让土地、让完土地让环境、让完环境让法律等极度宽松环境之下，引来的资也很有限。在第二届中国城市盛典市长(香港)投资峰会北京分会上专家为市长们开了药方。
7月11日，在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香港21世纪城市投资联盟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城市盛典市长(香港)投资峰会北京分会上，专家们针对当前形势下，城市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城市品牌积累，引进资本进行了讨论。
本次峰会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全球经济发展放缓、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大背景下举行的，因而各位专家的建议都离不开这个前提。为了安全度过金融危机，我国在4万亿经济提振方案的基础上，又发放了天量的贷款，短短半年，银行发放的贷款增量已经超过了7万亿，几乎是以往全年增量的一倍半。
方子一：
不仅要救人，还得治病
中国和平促进会理事、原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主任陆德从驳斥“高投资是解决我国当前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唯一选择”的论调入手。最近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在理论上提出了“唯一性”。陆德认为，这种唯一性是一种理论的误导，高投资并不能解决我国的经济失衡问题。
他进一步分析，国内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根据萨谬尔森的“现代国民收入决定论”得出如上结论，这是一种理论误导，是和尚把真经念歪了。公式没有错，但是推导出唯一性的结论错了。萨氏是“后凯恩斯”主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从凯恩斯宏观经济的“收入决定论”出发，以“收入—支出”的分析为中心，建立了与微观经济“均衡价格论”相结合的“现代国民收入决定论”。有的学者按此理论，即：国民收入=消费+储蓄；国民支出=消费+投资。在“均衡状态”下，应该“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即：消费+储蓄=消费+投资。在这个恒等式两边都有消费，所以把消费给删除，最后的结果：储蓄=投资。因此中国的高储蓄怎么来解决？只有高投资来解决，因为这个恒等式只有两项，一个是储蓄，一个是投资。
说它错原因有两点：一、在恒等式两边同时删去了消费的因素，实际上消费占比或者权重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投资和储蓄，它们是相互影响的。消费占比趋升，高储蓄就趋降；消费占比大，投资占比和影响度就要缩小。二、我国当前的经济循环，呈现出的是“高储蓄、低消费”的怪圈，删去了“消费”因素，就像公安破案时删除了“主要嫌疑要素”一样，删去“消费”这一主要的矛盾因素，怎么来分析和全面解决高储蓄、高投入、高出口的问题？所以企图用数学恒等式的方法删除消费这一主要矛盾因素，从而推导出投资是唯一选择，并将它作为政府的重要的理论依据来推出，实在是一种理论的误导，实在是让人担忧。
当前在一些地方和政府的经济刺激规划中，不少规划是把投资要素作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对其它要素，对消费要素，对结构调整，对促进民生，对提高就业，对调整分配机制，对提高社会保障等提得较少，或者放在了次要地位，似乎只要一拉动“投资”，其他要素就统统上来了。陆德说：“这不能不说思路、理念还没有转过来，短期来讲是先救命再治病。制订一种治病救人的方案，不仅要救人，还得治病，不仅仅是打强心针。”
陆德认为，我国当前的矛盾，是消费与投资的矛盾，是内需与外需的矛盾。这是两对主要矛盾。要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不均衡的问题，首要是解决“过度投资与消费疲软”和“过高储蓄与消费疲软”的不均衡问题。建议在这轮经济提振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投资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消费因素，还要对传统的投资拉动方式进行反省和纠正。
方子二：
不迷大项目，提倡绿色GDP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教授提出建议的另一个逻辑起点。他说，目前，政府处于强势，在近期内是迫不得已的，长期看其实不是一个好办法。目前的救市方案，还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现在中央搞4万个亿，能引导社会多少万个亿，这个办法我非常担心。市场跟政府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的点。政府应该意识到作为一个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千万不要直接参与，而且是强势干预。”
施祖麟提醒城市市长，有一部分人还在迷信只要我引入大项目，大项目带动大投资，经济就能上。从数字上来说是这样，从GDP上来说是这样。但是对经济效益、地方环境生态以及老百姓真正的就业和收入，这些都应该很好地考虑。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领导，真正有为了民生发展服务的领导，要提倡绿色复苏、创新复苏。创新说起来费点劲，要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绿色复苏是可以做到的，就是绿色的产业发展，包括很多地区有旅游业。千万不要一想投资就是重化工，一想投资就是大项目，这样其实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
方子三：
理顺城市管理体系，做强城市品牌
现在各个地区、各个城市热火朝天地大干快上，比方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都在展开各种各样的战略规划，另外各个地区从不同角度都在搞自己的国家级计划。比如上海搞两个中心，深圳搞五个板块，成都要搞实验区。各个地方都搞了好多的产业园开发区、孵化器。这种积极性确实很可贵，但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很值得研究。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理论秘书、中国决策科学院院长管益忻指出，现在城市发展碰到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如何多样化。现在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1、市—副中心（区）—CXD—商圈—企业；2、市—CBD（副中心、区）—商圈—企业；3、市—副中心（区）—产业园区—企业。这样理顺了以后，对城市的经营管理来讲非常有用。这也是城市进行的体制改革、创新发展。
管益忻认为，抓品牌资本、抓社会民间资本的投入，是解决城市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战略转型。将来资本投资、资本运作，可能品牌资本和物质资本结合起来，而且以品牌资本为指导。企业要打造品牌，现在有人说大概美国的品牌资本已经占到GDP的60%了。品牌资本在中国GDP当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个企业是这样，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品牌资本非常重要，从城市来讲，这一点更明确，城市的品牌所有权就更为突出。此外，社会资本投入和政府投入的关系，将来应该以民间的社会资本投入为主。
方子四：
完善小环境，培养 “金鸡”
标旗集团董事长、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蒋国平先生则从现代贷币制度角度给市长们开药方。他说：“我们的货币制度就是现代的信用纸币制度。换句话说，政府在发行工作，除了由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表现为一种货币发行以外，绝大部分的形式还表现为银行的信贷发行。”
很多人会把银行理解成一个钱的中介，也就是说是一个吸纳存款的地方，然后拿着这些存款贷给他人，赚取利差的机构。“这个观念是过去老钱庄的观念，现代银行履行信贷发行的时候正好不是这样。”不管企业还是个人，在银行存钱，只表现为银行的头寸，当银行向企业或个人发放一笔贷款的时候，实际上创造了一笔通货。任何企业或人的存款都没有因此减少，反过来由于发放了贷款，在这个信贷的帐户上又会凭空增加了一笔存款。
正是伴随着经济的成长，银行的信贷部门和企业有共同乐观的预期，不断发行货币，货币才通过信贷渠道发行出去。任何一轮经济当演化发展的时候，都会有现存经济系统需求饱满的那一天，它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当衰退来临的时候，银行和企业界将有共同的预期，银行将拼命地要求回收贷款，而每回收一笔贷款，意味着经济中消灭了一笔存货。
在中国，在货币的发行问题上，一直处在过度谨慎的状态中。改革开放以后，货币政策的收放轮替实行，货币一收的时候，企业叫苦连天，就放。到了1994年，银行实行了信贷里的终身负责制，对银行的信贷部门或信贷员来讲，放给那些国有大企业有充分的保证，即便发生损失，也没有任何政治道德风险；而放给中小企业，就意味着在这个银行里面的地位相当被动。造成的恶果就是银行信贷趋紧，货币发行被始终严格约束起来。
这些年大家感觉日子不错，是谁做的贡献？蒋国平分析，大量外贸企业出口换回来大量的外汇迫使中国人民银行对收到的外汇进行人民币结汇，这种结汇是人民币的又一个发行渠道，但是它是建立在外贸基础上的。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外贸滑坡非常厉害，再者由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发行微乎其微。
蒋国平认为， 虽然大环境已经被约束，作为城市建设者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改善小环境。正是因为这么严酷的货币市场，所以高利贷、钱庄才会盛行。实际上这种钱庄月息达到8%，年息接近百分之百，这应该属于抢劫式的放贷，为什么还会兴盛？这说明企业太缺钱了，是在饮鸩止渴。
他建议，城市应该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投融资的担保平台。这个担保平台应该是基于政府财政的。从经济上是一笔很划算的安排，地方财政需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抓住核心产业，按照合理的规划，按照产业集群的思路，有计划地扶植这个产业链里面的优秀企业。对它们成长过程中的融资需求，由担保平台提供支撑。从长远看，会帮助这些企业逐步加快发展，最后会形成地方的纳税大户，既解决当地就业，也带动当地税收增长，发展本地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