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作为一个有数以千万计劳动力就业于出口部门的国家，无论是为了维持繁荣还是为了反危机，从政府到社会，中国对外贸、特别是出口的期望都很高。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月度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在2008年7月达到高峰，海关统计当月出口额1366.41亿美元，进出口额2480.73亿美元，后来的出口同比下降几乎与危机陡然升级同步：2008年9月，雷曼倒台，全球金融危机陡然升级；10月，中国出口便开始环比明显减少，环比减少走势一直延续到2009年2月，当月月度出口额跌落到648.55亿美元的低谷，即使考虑到春节效应和危机导致价格下降因素，其同比降幅高达25.7%，也令人震惊。2008年11月，中国出口进一步开始同比下降，同比下降走势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情况下，6月份贸易数据显示该月出口954.1亿美元，环比增长7.5%，同比降幅（-21.4%）也比4月（-22.6%）、5月（-26.4%）降幅明显缩小，加之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出现站稳迹象，资产市场甚至相当红火，不免给人们带来某种期望：中国出口走势是否已经开始止跌回升？ 尽管主要出口市场美、欧、日经济已经出现一些站稳迹象，但在出口复苏的问题上，我们不宜过快寄予过高期望。为什么？因为目前外部经济的所谓“良好迹象”充其量不过是低位站稳而已，离真正的复苏尚远。特别是目前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之糟糕已经远远超出去年的预期，目前仍在持续恶化。此外，各国反危机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资产市场一时的火爆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较为长期的滞胀未必没有可能成为现实，甚至经济再度下行也未尝不可能。从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除非出现新一轮新技术革命，否则世界经济不可能真正摆脱当前这场危机。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复苏已经真正启动，也不能指望我们的出口能以同等幅度回升。因为此前近10年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与美欧国民储蓄率下降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这种失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持续。美国国民储蓄率的回升表明再平衡进程已经开始，而这种方式的再平衡意味着他们对进口需求的减少。 稳定中国出口 事已至此，我们当如何作为？首要任务当数适当定位外贸、特别是出口的职能，尽管要不断扩大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的绝对规模，但我们不应对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期望过高。事实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以往的拉动效应也没有很多人所想像的那么强。1978至2008年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固然曾经达到50.4%的高峰（1990年），但在大多数年份并不算高，即使在贸易顺差急剧膨胀的2005至2007年，这个贡献率也分别只有24.1%、19.3%和19.7%，2008年更迅速降低到9.2%。所以，期望我们的出口保证就业和销售是一个合适的目标，指望我们的净出口仍然拉动GDP增长多少多少，未免不太现实。 各国公认，在这次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反危机举措出手快，出拳重；除了扩大内需之外，中国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旨在稳定外贸的政策措施。毫无疑问，这些政策都有助于帮助外贸低位站稳；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副作用很大，主要表现如下： 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结构调整目标，在“反危机”旗号下，低增值、低技术、高污染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卷土重来。 出口退税对直接给中国企业带来利润的效果很微弱，因为企业为了拿到订单通常是在提高出口退税之后就降价让利，等于是中国政府通过出口退税补贴海外采购商和消费者。在这种特定时期，出口退税的功能主要应该定位于靠这种拼消耗的战术让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先支持不住而倒下，从而保住、甚至提高我们的市场份额；在此基础上，辅以其他措施和行动，提高我们的议价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收益，否则没有任何用处。 中国的激励措施有可能引发、加剧国际经贸摩擦，毕竟我们不是当年的贸易小国，而已经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了，估计今年就可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所以我们行动的溢出效应比以前强烈，引发连锁反应的几率也比以前高，而这些连锁反应未必都符合我们的期望。 有鉴于此，对于出口我们应当稳定政策，不应当继续过多关注再出新的激励措施，而应当集中关注让已制定的激励措施发挥作用。实体经济部门不比虚拟经济部门，前者政策发挥作用需要时间，后者可能五六分钟就可以算是“长期”了。除此之外，中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补作用，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出口转内销、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都是发挥这一作用，我们还需要充分挖掘其潜力。以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促进消费政策（下文简称为“促消”）为例，家电下乡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要通过帮农民小忙的方式帮家电企业大忙，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亦可作如是观，而为了充分发挥这一效果，我们就不能把补助产品价格上限定得太低。因为家电属于耐用消费品，任何家庭购买新家电时都会考虑在自己经济能力内保证一定时期不落伍的需求，补贴产品价格上限定得太低，无异于要求农民家庭购买不久就会落伍的产品，并不能让他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已经存在一个颇具规模的二手电器市场，如果补贴产品价格上限定得太低，农村居民可能宁愿花同样多的钱去购买一件功能、档次比补贴产品好的二手电器。 同时，对于家电企业而言，我们的促消政策不仅要有助于企业渡过当前的难关，而且要有助于其产品的更新升级。补贴产品价格范围定得太低，等于是人为维持即将淘汰的落后产品市场，不利于家电企业产品更新升级。由于下乡的家电产品要根据农村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增加新功能，倘若补贴产品价格范围定得太低，实际上仅仅限于即将淘汰的落后产品，企业因该种产品生命周期太短而无法回收成本的风险将大大提高，它们将因此而不愿意投入生产，从而使得我们的家电下乡政策口惠而实不至。考虑到京东方、海信、TCL等内资企业都已经上马了高世代液晶生产线，力图改变中国大陆在液晶产品领域只能任外国和中国台湾面板制造商予取予求的被动局面，我们的家电促消政策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到帮助他们提升产业结构的要求。 ——完善本国、区域贸易信贷体系，为一度枯竭的贸易融资注入足够的流动性，支持有真实交易基础的项目重新运行起来。为此，我们本国的进出口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需要充实资本、扩大业务，特别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需要充实资本；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东亚财金合作，建立、完善双边和区域贸易信贷体系，促进贸易恢复。 ——继续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尽管在这场危机中许多新兴市场受冲击更大，但出口市场多元化是长久大计，我们不能一切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而不顾长远。 ——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同样有意推进本币国际化的俄罗斯、巴西等国相比，人民币稳定性明显高于卢布和巴西雷亚尔，从而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了可观的信誉。而且，贸易差额地区分布格局有助于中国向海外市场投放人民币而有避免“特里芬两难”。贸易逆差是一国向国际市场投放本币的主渠道，但贸易逆差的增长又将削弱该种货币在国际市场的信誉，当年美元就是陷入这种特里芬两难不能自拔，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相反，中国贸易收支总体顺差可望继续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但中国的主要顺差来源地都是对人民币接受程度低的发达国家，主要逆差来源地多为对人民币接受程度高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这种贸易差额地区分布格局决定了中国完全有可能一方面通过贸易逆差渠道大量向海外市场投放人民币，一方面又不至于陷入特里芬两难。 化危为机 与此同时，我们对出口的追求目标需要更多地转向提升层次、效益而不是片面追求扩大绝对规模。所谓“危机”，就是“危”中有“机”，对于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大国而言，危机冲击正是充分显示其抗风险能力优势、加快提升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相对地位的良机。在以往的实践中，中国外贸也已经不止一次充分利用了外部市场经济危机的机遇。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全面经济危机催生了中国大规模引进先进成套设备的“四三计划”和大幅度充实黄金储备的行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则催生了中国的“走出去”发展战略，一批中国企业正是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成长起来： 本来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要海外业务的TCL公司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巨大冲击，但该公司在危机声中启动了投资越南建设海外生产基地计划，反而将危机转化为该公司打破出口贸易束缚、显著提升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契机。结果，TCL公司在危机中试水越南市场取得了重大成功，在国内产能高达市场总需求5倍的越南，TCL仅用18个月就开始了盈利，2005年已占有越南市场19.3%份额，成为越南彩电市场占有率前三名中唯一的中国企业。在此基础上，TCL先后进入东南亚、俄罗斯、中东、澳大利亚、拉美等国市场，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从而快速成长为中国家电企业中海外生产、销售比例最高者之一。早在2006年，TCL的彩电、手机、空调三种产品海外销量占比就高达57%，实力大幅度增强，以至于日后收购整合汤姆逊、阿尔卡特虽然出现重大失误，不得不断臂退出，资产冲销令其财务报表一度出现巨额亏损，也未能令其根本动摇，反而在近两年的危机中实现了扭亏为盈。我们不应该徒劳无益地指望中国企业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不摔跟头，更加现实的期望应该是一时的挫折不至于损害他们的根基，不至于妨碍他们迅速重新爬起来。 中兴通讯1995年开始探索开拓海外市场，1998年开始大规模承包海外电信工程，并向南亚、非洲等国出口多种电信产品，当年便在巴基斯坦中标9700万美元交换总承包项目，创造截至当时中国通信制造企业海外“交钥匙”工程规模最大纪录，从1999年起便开始连续收获几千万、上亿美元订单，到2006年国际主营业务收入占整个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就高达44.4%。 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企业树立了榜样，我们期望中国企业在这场危机中能够创造新的成功范例。 作者：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