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世界经济陷于衰退之时推出一本名为《超级企业》（SuperCorp）的书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正是像美国国际集团和雷曼兄弟公司这些全球顶级企业把我们带进了泥潭。但哈佛学者罗莎贝斯·莫斯·坎特恰恰选择了这样一个时机在副题为“企业先锋如何制造创新、利润、发展和社会效益”（How Vanguard Compaines Create Innovation, Profits, Growth, and Social Good）的新书为我们中勾画了一幅充满希望的未来图景。 她的乐观从开篇几页就清晰可见。在前半部分篇章中，坎特就已经先发制人地点出了那些可能把书中有关企业的善行看作是“贪欲是福”行事法则的特例的批评家。在坎特看来，这些企业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它们是行商的模范，用作者的话讲是“引导潮流成为先导的‘正面偏差’的实例”。 坎特是哈佛商学院备受尊敬的教授，她所做调研工作的深度提升了该书的品质，使其更有实用价值。她和研究团队花了3年多的时间在20多个国家的15家公司完成了超过350次的采访。同时，他们收集编辑了很多趣闻，找寻商业实践中的共同点。坎特按照经典的商业院校教材模式，在每一章最后提炼出最佳的实践作为小结。她还列出了企业领导者在领导公司发展和在做“先锋团队中任何人可以做的10件事”时所表现出的特点。（10件事包括强调创新、创建网络和像对待志愿者一样对待员工等。） 书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是清楚展现公司创造社会效益的行为与经济增长和成功之间的关系。IBM通过一系列活动帮助2004年印度洋海啸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受灾者，不仅迅速在印度员工间树立了威信，还趁势顺利地推出了自己的“智慧地球”技术创新计划。 不过社会效益并不是只有在遭受天灾时或者通过一份新宣言来实现的。巴西雷亚尔公司就是从打扫办公室附近的小巷做起，这些点滴最终演变成向环保设施升级等领域提供贷款以及向小企业发放小额贷款，贷款采用了与普通银行7%的利率相比仅为4%的低息。配有印度ICICI银行开发的指纹识别系统的手持设备可用来帮助偏僻地区的低教育程度客户，体现出了低付出高效率并防止了腐败发生，这正在成为针对所有交易和客户的行业黄金法则。 这些创新根本上说是源于在获得利润之外争取一些向善之事的经营理念。同时，行善之举归根结底也对企业发展有利。原阳狮集团旗下广告机构Digitas公司（也是坎特称赞的公司之一）的首席执行官戴维·肯尼看到了这种环境下的转变。“你不能再光是卖东西，因为数字世界使得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坎特援引肯尼的话说，“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慷慨，（否则）没有人会选择你……慷慨会换来回报。” 在当前金融危机肆虐、气候变暖、经济差异广泛存在和全球流感爆发的形势下，试图修正错误、调整结构的公司的生存压力自然有所缓和。而从坎特的描述中，超级企业——墨西哥Cemex、日本的欧姆龙以及宝洁等公司都榜上有名，成为了运行良好和富有乐趣的工作场所的典范。不过书中并未明确讨论实施这些高尚之举所要付出的代价，而付出代价是必然的。另一个质疑是坎特在书中对企业典范的选择，并没有特定的标准来衡量何为超级企业。 当然，坎特选择的公司强有力地证明：履行社会义务会像开放的企业文化和对满足需求型产品的重视一样，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行业龙头企业的特征。它们不会取代非政府组织和主流政治领导力，但是它们一定会更深地参与到让世界更加美好的建设进程之中。 作者：南妮特·伯恩斯（Nanette Byrnes）
翻译：赵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