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特朗普创造就业 科技何以创造百万就业
请举出一个能够在今后3年内产生10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的产业。你做不到，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产业。这正是问题所在。 美国迫切需要好的就业机会。仅仅为了弥补由于当前经济危机而失掉的职位，我们就需要67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在今后10年中还需要1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跟上人口增长速度并刺激经济需求。上世纪90年代，美国净增了2200万个职位，相当于每年增加220万个。但从2000年到2007年，此数字降为每年净增90万个职位。职位源泉逐渐枯竭，原因是美国的商业模式已经支离破碎。我们的增长引擎缺乏主要的燃料——基础研究。 美国科研创新的基础历来是政府与私有资本的松散合作。这其中包括了一些传奇性的机构，如贝尔实验室、RCA实验室、施乐帕洛阿图研究中心（PARC）、IBM的研究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等。在每个这样的机构中，既有明确具有商业化潜力的项目，也有纯科研项目。有充足的来自公司与风险资本的资金支持这些技术的商业化，因此这些实验室得以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等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包括产生上百万个高薪就业机会。 想想贝尔实验室里诞生的几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发明吧：图文传真、长距离电视信号输送、太阳能电池、晶体管、UNIX操作系统和蜂窝式无线通讯。这里列举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为生机勃勃的新产业奠定了基础。单是晶体管一项就成为了计算机、消费电子产品、远程通讯系统、高科技医疗设备及许许多多其他产品的基石。同样，DARPA于1969年创建的互联网（称为ARPA网）以及施乐帕洛阿图研究中心开发出的以太网和图形与用户界面 （GUI）为个人电脑的彻底变革提供了可能。这些由基础研究而来的技术突破启动了运用新技术开创我们经济体中新领域的循环。 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投资于基础研究的资金逐渐减少。贝尔实验室（现归阿尔卡特－朗讯所有）在2001年尚有3万名职员；如今只有1000余人。这很典型地说明了美国商业模式中断裂的一环。随着上游的发明和发现渐渐枯竭，能够产生新产业的发明也不再蓬勃涌现，而是减弱为涓涓细流。 人们倾向于把现如今的工作机会流失归罪于经济危机或外包采购，但问题的根源却在于缺乏创造高薪职位的机会。自1981年以来，我们度过了3次经济危机，其中还不包括此次经济大崩溃。在此前这些年里，美国公司均大举对外采购、外包，然而每当经济从低迷中恢复时都会有一两个不同凡响的行业应运而生。这次我们也终将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但不要期待再度的繁荣能够带来与以往一样的就业机会。 过去，当美国向低工资国家输出高薪就业机会时，我们会代之以更多的高薪工作岗位，这些高薪工作所在的行业都起源于几十年前的科学研究。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个人电脑、互联网和蜂窝式无线通讯系统等行业抵消了消费类电子、钢铁和其他行业高薪工作机会的流失。但近年来，外包的软件和制造业有数以百万计的职位流失，取而代之的大多是低薪的快餐、零售或类似的服务业职位。 在外包与衰退的双重作用下，原有商业模式（比如纸媒业，音乐产业和固话行业）的不断解体将使得未来10年中有大量的高薪职位被削减，其结果只能是一个破碎的需求体系。美国大约1.3亿个职位中，只有20%即2600万个职位的年薪超过6万美元；剩余80%职位的平均年薪仅为3.3万美元。这一比例可不是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繁荣社会的坚实基础。该是找出解决问题根源的时候了。 好消息是重启科学研究的引擎非常可行，而且和其他支出相比不需要大规模投资。风险投资商坐拥足够的现金，并且对将新创企业推向市场颇有经验。我们只需重新建立上游的实验室并致力于基础研究，这是整个革新生态体系的源头。 对风险和失败的容忍度 困难在于科学是一项存在风险的投资。它依靠的是许许多多高智商、高学历以及拥有强烈好奇心和高度职业热情的人，当然这些人还需要具备发掘新事物的才能。此外，它还离不开某些关键因素，不仅要有人、还要有基础设施，也就是实验室的支持、设备和仪器。它还要求同事之间能够畅所欲言，并且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微妙但又关键的因素。成功需要我们有对风险以及失败的耐受能力，能够自发地思考和横向运用创新发明（许多重大突破都起源于其他初始目标），以及吸引和奖励顶尖人才。 革新之路本身就具有不可预见性。1975年时，谁能预见到个人电脑如何演化、如何孕育出思科这样的网络巨人或是这种变化又如何导致网络的演变以及产生像亚马逊、易趣和谷歌这样的重量级企业？在1980年，谁又能预见到贝尔实验室对新型蜂窝式通讯技术的研究能引领全球移动通讯领域的彻底变革呢？ 过去许多像贝尔、RCA这样的著名科研实验室都是由一些具有垄断性和充裕现金流的大公司提供资金的，但如今此类公司已经几近绝迹了。随着上世纪90年代起企业开始致力于实现股东价值，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不再支持没有明确目的且短期内对公司没有作用的研究。 近来，贝尔实验室的规模缩减可算是最具震撼力了。该实验室成立于1925年，成立的目的是为贝尔系统电话公司设计新设备。该实验室旗下的科学家囊括了至少6项诺贝尔奖。然而从2001年起，缩减预算迫使实验室资金和人员急剧减少。2008年，母公司阿尔卡特－朗讯砍掉了基础科学的最后一个领域——材料物理和半导体研究，目的是专注于见效更快的项目。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RCA实验室。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该实验室在彩电、卡带式录音机、晶体管、激光、太阳能电池和红外成像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其顶峰时期的70年代，RCA开发出的专利甚至超过了其对手贝尔实验室。在1986年通用电气买下RCA时，该实验室已经开始踏上漫长的衰退之路。 施乐旗下的施乐帕洛阿图研究中心和DARPA也承担着从理念到实际的转换角色。以施乐帕洛阿图研究中心为例，它改进了DARPA所发明的计算机鼠标，并使通过点击方式进行计算机操作成为可能。该中心还成功孵化了以太技术、激光打印和其他概念性发明，这些概念成就了几十家大型硅谷公司。DARPA最初是为了应对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而于1958年成立的，其开发出的互联网和许许多多其他技术远不止用于军事用途。该中心取得的重大突破包括计算机图表、微处理机和应用于计算机和局域网络的先进的半导体设计。此外，以其技术为基础还孕育出了几十家大公司——尤其是那些依靠互联网起家的公司。该中心继续致力于新的研究，涉及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然而该中心的使命也已经大大改变了，从原来的科学研究转向短期内能够得以运用的军事项目。 对于研究机构来说，削减基础研究在短期内可能非常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公司可以坐享其他投资的成果。但之后你就会发现：削减科研项目尽管符合公司利益，但对于整个体系来说却有着灾难性后果——无法产生新产业。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一般需要15年或更长时间，但这个周期也可能提速。我们至少经历过两次这种加速：“曼哈顿计划”仅用6年就制造出原子弹；“阿波罗计划”在肯尼迪总统制定了航空目标之后，仅用8年时间就将人类送上月球。后者不仅对工作职位有着显著的短期影响，也加速发展了关键性的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并激发了一大批诸如燃料电池、水净化、食品冷冻干燥和运用CAT扫描进行数字成像处理、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的革新。 如今，能源、卫生保健、交通运输、供水、气候变化及其他领域所面对的挑战将有赖于华盛顿政府发起一系列专门研究计划，投资于几十个甚至更多行业领先企业的研究项目。只有这种有针对性的支持才能在某种程度上重现贝尔实验室、RCA实验室、施乐帕洛阿图研究中心和其他机构的累积影响。归根结底，美国必须重新建立产业与国家级实验室的联系，也许还要针对一至两项主要的由国家发起的重大项目进行催化。 想要替代贝尔实验室昔日那3万余名人员并逐步灌输“曼哈顿计划”般的紧迫性并不容易。鉴于与40年前相比美国经济体更为庞大、国际竞争也较少，至少需要几个同等规模的公司研究实验室。不过跃跃欲试的参与者也不少，例如顶级研究机构IBM、惠普、思科、谷歌、埃克森美孚、杜邦和微软，这些公司已经聘用了成百上千的博士研究员和科学家。尽管公司所属实验室以短期性开发目标为主，但依然保留了科学探索的精神。 资金来源一向是个问题，但考虑到贝尔实验室的经费在1982年的顶盛时期也就只有16亿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36亿美元。如今，每年200亿美元足够支持3个大型实验室和5个稍小规模实验室。如果由政府与私有资本分摊，200亿美元并不是个大数目。如果各行业领先公司将其研发预算的一小部分用于纯研究以换取税收抵扣额或政府方面的对等出资，那么新的创新生态系统将迅速成形。如今，吸引顶尖人才较之上世纪90年代的网络公司热和近10年的金融改革热时期要容易多了。 现在美国面临的选择要么是什么都不做、甘冒创新时代日渐衰微的风险，要么是大胆行动、重新树立我们对科学探索和发现的信心。我们一旦要做就不能半途而废，那样既代价高昂又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种中间路线的方式正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过去30年的路子——未必是好模式。 更好的模式正是我们被撇在一边的那个。政府和私营资本为大规模实验室所营造的动态生态系统和风险投资等待着开始下一步行动，将这些好点子商业化，并将其转化为大型上市公司，从而产生待遇颇丰的令人满意的职位。还需要什么才能使这种模式再一次步入正轨呢？首先，需要在两三个重要领域（如无碳能源和预防医学）设立全国性的战略目标；其次，在对全国性机构支出的基础之上，要保证每年有100亿美元的资金来启动新的行业研究实验室；第三，对承诺将5%至10%的研究经费用于基础研究的公司给予税收抵扣。 1943年，埃尔默·恩斯特龙受命管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RCA实验室。二战结束后，他在仔细思考自己的任务时，唤起了人们对将资源从基础科学转向与战争相关的用途所引起的“基础知识枯竭”的重视。他说大学是重要的机构，但“你不能单单指望它们单独” 弥补这种知识的不足。 恩斯特龙相信大型工业实验室有义务“重新建立由于战争而耗尽的基础科学知识”，他还相信“通过对有价值基础研究的鼓励，能够博得各大学府的科学研究的重视。我们还需要促进这些学府的工作，从而扩大RCA实验室的工作范围，从而加速研究进程”。 虽然我们所担心的原因不同，恩斯特龙的言辞还是精确地点出了我们如今的情况并开出了良方。他仿佛是从上世纪40年代向我们如今的领导人大声疾呼，明确指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应对办法。只要有若干大公司能够响应这个挑战，与政府联手，定能在短短10年内解决美国所面临的职位短缺问题。 作者：阿德里安·斯莱沃茨基（Adrian Slywotzky） 翻译：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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