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是刚开始有独立思维的儿子，一个是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公司。这个阶段应该是让罗迪最为费心的时候，但罗迪却感到很省心，“虽然两件都是大事，但并不冲突，也不矛盾。我经常是互相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边做好爸爸，边当好领导。” 采访·撰文/张沙莎 从选择幼儿园到规划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甚至是毕业后出国留学和工作的选择，这一切事情，罗迪在心里一一盘算着：“等到儿子真正学业有成，差不多需要二十年吧。” 在很多人看来，罗迪眼下的“规划”更像是“瞎操心”，因为儿子今年才不过三岁，刚刚进幼儿园小班而已。但在罗迪看来，三岁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儿子带给罗迪的只是喜悦与兴奋，但现在罗迪更多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如今儿子已经开始有自己独立思维了，该怎么跟他打交道，还真是要动动脑筋。” 事实上，罗迪不仅做爸爸是“新手”，做企业也算不上是那种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手”。2003年，罗迪创办风至飞扬房地产服务机构，亲自担任董事长，至今六年的时间，公司发展到100多人。用罗迪的话说，公司正处于从小公司往稍微大点规模发展的阶段。
一个是开始有独立思维，进入快速成长阶段的儿子；一个是基本成型，转入迅速上升阶段的公司。按照常理，这个阶段应该是让罗迪最为费心的时候，但罗迪却感到很省心，“虽然两件都是大事，但并不冲突，也不矛盾。我经常是互相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边做好爸爸，边当好领导。比如说无论是对儿子还是公司的员工，我都不习惯用制度去约束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成长。但在惩罚上，我对儿子会更严厉些，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有独立思维了，所以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对和错。” 三岁始叛逆 制度行不通 罗迪给儿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罗有有。“要他拥有更多的东西：安全、健康、良心、知识、金钱和爱情。”当然，罗迪更喜欢叫儿子“大头”，因为儿子在妈妈肚子中时左右两侧脑室先后比常规宽出0.1cm，“虽然医生说在婴儿成长过程中这种现象比较常见，但是因为这一点点的不同，我们度过了很多不安不眠之夜。所以，‘大头’不仅仅是儿子的一个小名，更是一个爱的符号。” 罗迪至今还记得大头刚出生时的那一幕。“第一次见到大头时，有那么几秒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用什么动作来表达自己对儿子的亲昵。很想伸出手去轻轻摸一摸大头粉红色的小脸，但是最终什么都没做。”罗迪笑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一个老爸，因为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护士已经把大头抱走了。 那一天是2006年6月9日，第18届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罗迪说，那一届世界杯是为大头举办的，大头就是他的“大力神杯”。在大头诞生78小时后，罗迪在博客里写下了一篇《致我的儿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过去的这个时间段内，我和你妈妈基本上都呆在你身边，除了照顾你受尽痛苦折磨的妈妈，更多的时间，我在静静地注视着你。你永远想像不出来，在你老爸平静的表情下面，内心世界在经历着怎样一种剧变。 而更激烈的剧变，其实到现在才真正开始。“慢慢我发现儿子开始有独立思维，开始有自己的主张、观点，很多情绪能明显表现出来，经常会说出许多让我吃惊的话来。”罗迪意识到，如今已经不能再把大头当成婴儿来看了。 事实上，正如罗迪所感受到的一样，幼教专家指出，三岁左右往往是孩子进入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他们的自我主张愿望增强，有了“我”、“我的”这样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发展意识。因此，这期间父母对孩子的引导，变得尤为重要。 而罗迪也开始慢慢发现了这种引导的必要性。当初几点吃饭，几点睡觉这样的事，罗迪全权“做主”，而现在不同，儿子自己手中已经开始握有“自主权”了。“大头现在才三岁，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五六岁或者青春期的反叛可能会更加头疼。”罗迪心里明白，对待儿子不能再像之前那么“专制”了。 “从这个角度看，对待儿子和员工都是一个道理，不能单纯用制度去约束他们。”作为一家策划、广告类公司，员工做的是跟创意有关的事，一方面创意工作本身难以量化，另一方面创意人员本身属于个性较强的群体，比起三岁的孩子，这些员工“可控性”更弱。但罗迪从来不会采取强硬手段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制度性地去约束他们，无非是形式上做到了，但实际根本达不到我想要的结果。” 对待个性员工，罗迪采取了不一样的量化管理，通过包含创意设计、构思过程、工作精神等在内的客户评估，加上公司内部营销总监层面的文化、创意考核和行政部门的考核，给员工打出综合绩效，在工资之外进行奖励。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关乎到每月、每季度评选的创意奖的归属。对于创意人员来讲，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能力高低、个人价值大小以及在行业内的权威性，效果自然不言而喻。 可以想像，一个不喜欢用制度去管理、约束员工的人，自然不会用强硬的制度去管理自己的儿子。“即使规定他必须八点半上床，他也完全可以‘磨’着人给他讲故事，或者干脆自己玩。”罗迪深知，过分的制度会激发孩子的逆反，而形同虚设的制度则没有任何意义。 原则不能碰 惩罚很必要 罗迪希望每年大头生日时写一封信给儿子，直到18岁，出本书送给儿子，但由于工作繁忙，罗迪这两年落下了两封，目前最为珍贵的便是在儿子即将出生时写的那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信。罗迪在其中写下了六点对儿子未来的期望：健康、安全、善良、自食其力、知识、爱情与家庭。 在谈到善良时，罗迪提到了孝心：“父母生养你非常不易，这种不易超乎你的想像。根据目前我和你妈妈的收入状况和未来的收入预测，以及我们对你培养的花费考量，我和你妈妈在你接近三十岁以前，几乎要把通过辛勤工作得来的金钱的一半用在你身上。当然，金钱不能衡量我们对你的爱的程度，它只是一个衡量父母付出的可以看得到的量化数字，而对你的关爱，是没有量化的。在你懂事以后，你会看到我和你妈妈对长辈们的孝心，我们将是你的榜样。” 不过，大头在还没有足以懂事能独立读到这封信之前，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次小错误。 一次大头发高烧，罗迪当时在外地出差，赶回到北京时，大头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本想好好“补偿”大头的罗迪，却不经意听到他把汤泼到外婆脸上的事，结果罗迪“结结实实”地打了大头一顿，其实我知道，可能是因为大头自己难受。但是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论什么时候。” 那一次，罗迪真是狠下心了，不但打了儿子，还关了儿子“禁闭”。“我站在大头屋子门口，防止大家心软进去。我告诉大头，他可以哭，哭累了再出来。”大头先后出来过几次，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一看到外公外婆就又哭起来，罗迪坚决让大头再回房间反省，反复几次。罗迪说一定要让儿子真正从心里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不是慑于他的“淫威”在嘴上屈服。 当然，儿子最后还是想明白了。只不过之后的一个星期，大头没有理罗迪。罗迪清晰地记得儿子把他当空气的那一周是多么地难熬。为此，罗迪特意推掉了一次出差，天天下班就回家陪着儿子，主动给他讲故事，还特意找了心理专家去咨询，担心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 结果自然是大头心中的坚冰被父亲用真情给融化了，不过在儿子的“亲密指数”排行榜上，罗迪却人气大跌。大头自己有个最爱人排序：阿姨、外婆、外公、妈妈、爸爸。但罗迪对此并不十分介意，“小孩子现在更多是靠爱他、宠他的感受来判断的，随着慢慢长大，他会理解的。” 也许是有先见之明，罗迪在最早给儿子的那封信中有这样一段“铺陈”：老爸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你肯定会理解我们在等待你出世的这些日日夜夜，是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愫在等待新的太阳的出世。可以这么说，从我们获知你将要来到这个人世的那一天起，你，我的孩子，我的宝贝，就是我和你妈妈的全部。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你是我们的全部意义。 现在的儿女都是父母眼中的掌上明珠，挨打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情，唯有罗迪有着不一样的理念：“打不打孩子不是一刀切的问题，惩罚性教育是很必要的。” 罗迪一家现在住的房子是从同事手中买来的二手房，第一次进这间房子的时候，罗迪看到的是整个墙壁上“乱七八糟”的彩笔划痕，后来从朋友处得知，朋友也曾试图制止过孩子随处乱写乱画的行为，但孩子一大哭大闹，家里人就心软让孩子随便想怎样就怎样，无条件地宠爱与纵容。但罗迪的做法刚好相反。当大头两岁用彩笔在墙上画了一小道的时候，罗迪的惩罚性教育便派上用场了。“虽然说在家里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画墙和打玻璃、砸锅是一个道理，很多问题是原则性的，这种行为一定要制止。”罗迪认为，一定要让儿子从小就在心中树立一种意识——原则性问题是该坚守，不能去触碰的。就好比触碰了孝敬底线，向外婆脸上泼汤，肯定是不允许的。 然而罗迪的惩罚性教育在管理企业时却运用得并不充分，相反，行为更像是在护着员工。一次在给广告客户做稿子的过程中，因为公司内部的失误，最后印刷时产品被退回，几万元的印刷费瞬间打了水漂。按照公司规定，公司承担60%的责任，项目小组承担40%的责任。而事实情况是，员工每人仅象征性地出了500元，剩余损失全部由公司买单。 在公司，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谁也不会向罗迪打“小报告”。“我不管你‘小报告’是对是错，反正谁向我打‘小报告’，我就先处罚谁。反映情况有其他透明的途径，不应该通过我。只有这样公司管理层对员工的评价才是相对客观、公平的。”罗迪不希望因为许多外在不和谐因素的存在，影响公司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