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明朝能开当铺的都是成功者 礼崩乐坏之时盗亦无道了 明朝的货币银子唱主角，纸币成了废纸，铜钱在成化元年（1465年）以后也有了一席之地。 允许使用铜钱之后，除了国初的洪武通宝，对前代旧铜钱也不禁止，只禁用私铸的小薄伪钱。不过，前朝旧钱在使用时要减值，二当一用。当时并没有立刻铸新钱，一直到中后期的嘉靖年间才开始铸“嘉靖通宝”。 嘉靖皇帝雄心勃勃，下令民间只许用好钱，禁止用劣钱，也就是只许用新的嘉靖通宝和正规的洪武通宝。这个政策看起来好，但是有个问题容易被我们忽略，这就是：只许用好钱，实际上等于剥夺了民间的一部分财富，民间人士当然不服。 在首都北京的民间，就有人暗中与朝廷较量，纷纷关闭了钱市，致使铜钱不能兑换，流通量严重不足，结果导致物价飞涨。 嘉靖皇帝没有办法，只得放开禁令，旧钱用就用吧，但是规定嘉靖通宝要比洪武通宝价格高一倍。 从他以后，各代皇帝在位时铸的钱都要比前一代皇帝的钱价值高出一倍，一代一代地递增，就等于悄悄地在搞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民间的盗铸也盗出了新花样。 明朝继元朝之后，社会道德水准也在往下走，盗铸分子连起码的工序都不耐烦完成，把铅片、铁片剪成圆圈就当钱用，连铸造的工夫都省下了。 继嘉靖以后的几个皇帝都铸了年号钱，从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各自都有通宝钱，其中的万历通宝较有特色。万历钱是仿嘉靖钱制式，有“金背”、“火漆”、“镟边”三种，“金背”是钱背涂有铜粉，似金，因此民间就有了这个俗称；“火漆”是用火将钱背熏成黑色；“镟边”是钱边都特别加工镟磨过，非常圆润。 至于“天启通宝”，还闹出了一个笑话。就在元朝末年闹起义的时候，红巾军的领袖徐寿辉在江西铸过一种“天启通宝”，在他的根据地和其他义军的管辖区都流通过。那时朱元璋参加的队伍，也是红巾军系统，所以留下了一批那时的“天启通宝”，后来就存在他自己的皇库里，久而久之就给忘了。 两百多年后，熹宗朱由校登极，要拟定年号并铸钱，恰好这时有人在皇库里发现了徐寿辉的“天启通宝”，便向上报告。朱由校问大臣：这是哪一朝的钱？大臣们孤陋寡闻，拿着这些锈迹斑斑的老钱，都不知道来历。查遍了史籍，也毫无线索。 这件怪事，闹得朱由校晕晕乎乎。他小时候有个乳母叫客氏，一直伺候着他到现在，跟他关系非同一般，客氏听说此事，几句话就解开了小皇帝的心结。她说：此钱是天降吉兆，预示钱币源源不断，是上天启动钱源。 朱由校闻听大喜，当下就决定把新年号叫做“天启”，铸了天启钱。不过，小皇帝的这个天启钱与徐寿辉的那个，在“启”字和“宝”字上有明显的不同。 明朝中期以后的小额交易，用的都是铜钱，所以政府铸铜钱还是有利可图的。那时候朝廷在各省都设立了钱局，铸钱给本省使用，只是各省的钱局，没有中央政府那么高的觉悟，铸钱纯粹就是图利，为了省原料，铸出的铜钱往往质量极劣。 官钱如此，民间盗铸的就更加不堪了，钱薄得一碰就碎，文字轮廓都模模糊糊，拿在手里只勉强看得出有个钱形而已。 崇祯12年（1639年），内外战事吃紧，朝廷需用大量的钱，但是税赋已经很重，再加税已无可能，于是就在铸钱上打主意。 铸钱原料不够，崇祯皇帝就下令把内库所收藏的古代铜器都拿出来，交给宝源局铸钱。但就这样也不够，只好大量掺杂铅砂，铸出的钱极薄，百文摞在一起还不到一寸高，掷地即破碎。 崇祯通宝的品类很多，钱背的文字也多达十几种。其中有一种，是背面铸了奔马图案的“花钱”，俗称“跑马崇祯”，这个钱不大像是官铸的，很可能也是私铸的。此钱一出，民间大哗，有人还编出了“一马乱、灭天下”的童谣，广为流传。后世有人附会说：“一马”就是指兵部侍郎马士英，因为他一贯排斥异己，不是个好东西。也有人说，那是指李闯王。“闯”字，不就是一马破门吗？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命中的克星的确就是李闯王。 崇祯即位后，因财政吃紧，做了一个裁撤驿卒的轻率决策，让米脂汉子李自成下了岗。从此，这莽汉就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最终把崇祯皇帝送上了西天。 其实崇祯一朝的阶级压迫，还不算最甚，起码比万历末年要好，而经济问题才是亡国的导火索，只不过历史学家在总结经验时，都不大从这个角度谈而已。 接下来，天下大乱，又是一个轮回。眼前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要推翻前一个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了，农民领袖们都有问鼎中原的志向，李自成铸了“永昌通宝”，张献忠铸了“大顺通宝”，后来的孙可望跑到云南，也铸了“兴朝通宝”。 明朝终于在起义军围困北京城的隆隆炮声中灭亡了。明亡后，清军入关，江南、闽、桂都有过昙花一现的南明小朝廷，其中福王铸了“弘光通宝”、鲁王铸了“大明通宝”、唐王铸了“隆武通宝”、桂王铸了“永历通宝”，使用寿命当然都不可能长。 “燕子楼头蝴蝶梦，桃花扇底竹枝歌。”明朝一切的繁盛，都随着秦淮河水流走了，惟留下几个金陵名妓的韵事，稍稍能让人记住曾有一个王朝叫做“明”。 今天，若在秦淮临河人家推窗看，当年明月仍在，不过还是叫人感叹——兴衰成败，何其速也！ 明朝在惠民政策上可打最高分 在出版界掀起“明朝热”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对明朝的印象不太好，皇帝多半不像样子，又打大臣的屁股（廷杖），还有如狼似虎的东厂、锦衣卫，简直是太黑暗了。 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而从民众的角度看，你会有新的发现。明朝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对赈贷工作最重视的一个朝代，要是不研究金融史，就不知道这一点。 赈贷的意义就是扶助弱势群体，是民本思想最具体的实践。大概因为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的缘故，所以明朝始终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朱元璋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对穷人也就特别怜悯。他在位时两次下令，凡是遇到饥荒年景，各地政府要先开仓赈灾，后打报告汇报，可以先斩后奏。老皇帝知道“一天不吃饿得慌”，也知道官僚机构办事磨蹭，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措施，否则，没有朝廷发话，擅自开仓放粮，那是要论罪的。 由于救荒是一项例外工作，不能预先打入预算，因此用于赈灾的钱粮要另当别论。明朝的办法是，允许犯罪者交钱赎罪，也鼓励富户出钱赈灾，出得多的可以赐给官员身份。比如捐120石米或者150两银子，就赏给一个正七品的荣衔。 在明朝，动员富户出钱赈灾是一项制度性的工作，舆论与行政动员双管齐下，这叫“劝借”，全社会大造出钱光荣的氛围，不由你富人不拿出钱来。当然政府也不是强抢，而是让你灾年拿出粮食贷给穷人，丰年时再由政府出面让借方还给你。这等于借钱，借钱就要支付利息，明朝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很绝妙，就是把免去富户人家的劳役作为利息，借钱粮的穷人就不必向富户支付利息了。 借贷双方的合同，由官府出具，这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史书记载，从朱元璋时期起，富人参加赈贷就成为“常制”。 在古人那里，是非、情理就是如此简单，没有哪个富人以“自由权利”为由，抗议政府强迫赈灾。赈灾的粮食是需要提前储存的，明朝设置了专门的预备仓，每个县4处，由民间有德望的老年人管理。不过到了宣德年间，这个预备仓制度就开始废弛，虽经几次整顿，到万历年间就名存实亡了。 废弛的原因是，预备仓的粮食来源是需要下功夫去动员的，发放赈贷粮是需要做大量调查核实工作的，都很麻烦，县官们懒得做。久而久之，预备仓的粮食就不进也不出，只放在那儿让鼠雀去消耗了。农民皇帝制定的为农民着想的政策，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就这么给“消化”掉了。 百姓不决定县官的命运，所以县官也就不关心百姓的命运，封建社会的“不民主”，其实质用这一句话就全概括了。 基层阳奉阴违，中央还是有心把事情做好的。预备仓制度废除以后，明朝中央对这方面的工作并未放弃，而是不断修补，陆续又设立了“济农仓”、“义仓”、“两利仓”和民间的“乡会仓”，作为备荒粮仓。
赈贷方法也有所改进，储备粮食不再像过去那样封起来不动任其损耗，而是经常收放循环。对贫民的情况事先做好摸底工作，分出“极贫”、“次贫”等级，遇到灾年就按名册发放，避免临时拥挤到一起难以甄别。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这些事情还是一直在做，这就相当难得了。 明朝的济农仓等设施，有的到了清初还在用，甚至有一直到咸丰年间还在用的。 明朝皇帝最爱民，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一想到朱元璋，就会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明朝对于借债利率有法律的规定：凡放债或典当，月利率不得超过3分，利息积累到相当于本金，就不得再计利息，同时还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管辖单位内放债，防止主管官员变相敛财。豪强人家借钱给人家，若借债人还不起，不许未经告官就强夺借债人财产，或者抢夺人家妻女抵债。朱元璋还对高级官员和王公贵族有特别限制，不许四品以上高官和皇亲放债，合法放债也不行，就怕他们以势压人。 由于明朝在借债问题上管理比较规范，所以很多资本金不足的商人都有机会借到周转资金，大部分商人的资本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借来的。正因为利率较低，商人才敢于大规模借债做生意，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明朝有好政策，放债促进了经济繁荣，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政策毕竟是政策，再好的政策法规也要看人怎么执行。明朝民间的放债情况，并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弱势群体永远是被欺负的一群。 当时一般的豪强放债一年，都是要收回一倍利的，借债人若还不出，豪强就霸占人家妻女，强抢人家田产。正统年间有地方官禀报说，这种情况“官府莫敢指叱，小民无由控诉。” 官府为什么不敢制止？人家背后有更强的势力。豪强们针对穷人放债，是专往软肋处下手，农村的就趁稻谷将熟未熟、穷人断粮之际放债，城里的就趁贫民纳税的时候放债，不怕你不借，利率最高的，竟有五倍之多。 那时候四川松潘地方的老百姓很穷，山西、陕西的富商就带着粮食前去放债，利率二三倍，而且专挑官府放粮（赈贷）的前几个月借出，穷人们考虑到届时可用官府贷给的粮食偿还，所以忍痛也只得借。可是官府的粮食也不是白拿的，到期不仅要还本，还有一至一倍半的利息，所以凡是借了债的贫民，不闹到倾家荡产的很少见。 最要命的是“驴打滚”的债，也就是复利计算，利上生利。在云南，常年有一批从江西和浙江过来的高利贷专业户，大约有5万人分布在全省，专放驴打滚的债。他们做这个做上了瘾，甚至有二三十年不回乡的。 穷人为什么要借钱，难道他们连基本的生计都保证不了么？不是，是政府的赋役太重。那时候运输军粮，是作为劳役摊派到民间的，不花钱根本完成不了任务，老百姓被官府逼迫，就只能借钱。 高利贷者则趁火打劫，放债的时候欺负贫民，多写借款金额的也有，预扣利息的也有，往往借出100两银子，不到两年就能收回十几倍的利，这就是“旧社会”。 这一连串冷冰冰的数字，无疑是盛世背后的血泪，明朝有光明面，也有这样的阴暗面，大家都不必装糊涂。 在明朝，也有所谓的“京债”，就是候选官员在赴任前借债，到任后搜刮地方财富来还债。法律虽然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了，各省地方官进京朝见皇上，也要借债来打点朝中权贵，回任后再以官库的钱还债，这也属京债。 因为明朝常常拖欠京师中下级军官的工资，所以还有一种放债叫“揭俸钱”。军队中的小官到了该发工资的日子领不到钱，家里吃穿用度没了着落，京师富商就借钱给他们用，这就是揭俸钱。 一个朝代好不好，要全面地看，既要看到大全景，也要用放大镜来看。旧社会之所以黑暗，就因为有放大镜下的这些丑陋。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向外张望，满目都是金碧辉煌，心想老百姓应该感恩才是，他也想不到要用放大镜去看什么东西。 明朝也有金融业“大忽悠” 明朝也有质库，不过这时候就叫做当铺了，简称“典”或“当”，当铺全部私营，公家不涉及这一领域。寺庙似乎也不再插一手，佛门清净地，到明朝才算清净下来。 在明朝开当铺，是一个商人资产雄厚的标志。高官也允许开当铺，有开得多的一家就开了一百多个分店，晚明的名流王世贞，家里就开有多处当铺，年利润在30万两银以上。 徽商和闽商，都是开当铺的主力军，明朝时在北京城里有当铺五百多家，大多为徽商和闽商的产业。到万历年间，有人统计过，全国当铺计有几十万家，是明朝最主要的金融机构。 开当铺为什么能显示身价，因为需要的本钱比较多，大的当铺起码要本钱万两，中等的几千两，最小的也需1000两银子。 明朝当铺的利息最高是3分。当时闽商势力弱一些，本钱少，所以取利都是3分，徽商财大气粗，典当取利有1分、2分、3分不等。两年不赎取，店家就有权卖掉当物。 这一行也有行规，那就是公开盘剥客户。凡是新衣都写成“破旧”，凡是赤金都写成“低淡”，以后万一打官司，店家都会占便宜。有的付给人家银子，每一两要轻三四分，收取人家的赎金，每一两要多收三四分，人家月末来当，也计为一整月利息，人家十五来赎，也要收取一整月利息。 有的当铺还兼做吸纳存款的生意，或者从事货币兑换业务，因为兑换不同的钱可以从中取利，所以某些当铺老板就经常派人在街头散布谣言，辗转忽悠，说某某钱要盛行了，某某钱要禁止了。 市民轻信小道消息，纷纷购进某钱，抛出某钱，当铺正中下怀，马上贵卖贱收，这手段跟现在操纵股市的手法一模一样，几个来回，当铺就能赚个盆满钵满。现在庄家勾结无良股评家忽悠股民，大概就是跟明朝人学的。 开当铺是个高利润行当，但很奇怪，明朝有好长时间是不对当铺收税的，到了万历年间，才有人建议对当铺征税，并付诸实施。 从正德年间起，明朝还产生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就是“钱铺”，主要业务是经营货币兑换，后来也连带做粮食买卖，因此又叫“钱米铺”。钱铺的实力，远不如当铺，只不过在换钱的时候，收一点手续费。政府方面倒是很支持这个行当，因为钱铺解决了老百姓换钱难的问题，促进了流通。 到了明末，又出了一种“钱桌”，也就是临时兑换点。“以一椅一桌列于街上，置钱于桌，以待人换”。 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海口的中国银行门前，都有一些头戴斗笠的妇女私下兑换外币，这就是当代的钱桌了。 崇祯末年，铜钱贬值，一两银子能换两千多文铜钱，朝廷为制止铜钱继续贬值，下了严厉的禁令：凡是钱桌主人用一两银子兑换601文以上者，立刻斩首。钱桌主人没有谁愿意玩命，但是钱还是要按市价来兑换的。怎么办？有办法。人民是聪明的。办法如下： 有客户来，交给钱桌一两银子，钱桌主人就给兑换600文铜钱，完全合法，等客户一离开，主人就偷偷在桌子下面放好应付的余钱，然后走开，兑换者这时再过来，弯腰从桌子底下把钱取走。要是万一被官府人员抓住，说我违法兑换，则查无实据，大不了是客户偷拿了我一千四百多文钱而已。 卑贱者最聪明啊，千真万确。 明朝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期，“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相应的金融手段也就越来越多，有几种新的信用凭证就在此时诞生。 其实早在唐代的“飞钱”就是一种信用凭证，它的作用是解决铜钱不好携带到异地的难题。到了宋元，纸币成了货币主角，不存在携带不便的问题，因此“飞钱”也就消亡了。 现在明朝发行纸币失败，又是银钱并用，异地携带不便的问题又出来了，于是汇兑又再次兴起。 明朝的信用凭证首推“会票”，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汇票，是异地汇款凭证。明朝承担汇兑业务的是富商之家，通过异地联号店铺来完成汇兑。嘉靖年间有名的宰相徐阶，本是清贫书生出身，做了大官后，政治上还比较正直，但他十分精于敛财，家里开了很多商铺，他家的商铺，就承揽汇兑业务。 此外还有“银票”和“钱票”，都是取款凭证。如果你在当铺、钱铺存了钱，店主就会给你一张银票或钱票，你任何时候都可在这里取到银子或钱。钱铺和当铺的存钱业务，就是后来“钱庄”的萌芽，即“中国式银行”的萌芽。 会票、银票和钱票都是有价证券，等于有了价值，于是也可以转让和支付，成了特殊的纸币。中国历史上惟一由农民建立起来的王朝——明朝的那些事儿，讲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 其实明朝跟宋朝比优点很多：内阁制对皇权起到了有效的制衡，舆论监督（言官）也很厉害，皇帝的荒唐还没导致亡国之祸，头200多年基本没有外患，前期也没出过宋江方腊那样的民间起义，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总体上说是稳定有序的。 明朝后来亡于农民起义，导火索并不是由于阶级压迫，而是由于经济原因。皇族白吃的人数逐年增多，官员群体过于庞大，对外战争和边境战争耗尽了家底，最终只能把财政危机转嫁给人民，对民间额外征税，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一个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国，就这么被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给唱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