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野渡无人 陈艳
不知道是有意识的错造就的无知，还是无脑子造成的屏蔽，陕西商帮600年的辉煌至今无人知晓。这是谁之过谁之罪？拷问苍天，拷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陕西唯一让人扼腕叹息的不作为，就是一错再错地错失宣传陕西商帮历史的机会和契机，这是最大的痛楚、遗憾、伤感和悲哀。为什么一个在意识形态或者在路线问题上并不着边的陕西商帮历史，却无从被人提起？ 陕西，在中国文明史上写下过灿烂的一章。除了那些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外，陕西还有一样载入史册的辉煌，那就是陕西商帮。陕西商民经商历史悠久，明清两代，山陕会馆曾是遍布全国的一大风景，陕商与山西商帮合称山陕商人，与两淮商人、广州十三行行商并立为中国三大商人集团，形成影响全国经济的强大势力。 但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东部交通便利、商贾云集，陕西失去了文化中心地位，陕商也逐步走向没落。改革开放后，陕西更一度成为经济落后的典型。 今天，随着陕西民营工商业的复兴，民间陕商巨头又再度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历史舞台上呼风唤雨，上演有声有色的活剧。 陕商曾经的辉煌 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陕西曾经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资治通鉴》上讲“关中沃野富饶、乃帝王之居”。据了解，包括汉唐盛世在内的13个王朝曾先后在此建都。 事实上，陕西的辉煌不仅在此，还反映在商业上。据专家介绍，在我国明清时期长达5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陕西先进的政治文明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曾经造就一代又一代声闻天下的巨商大贾，而且还最终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商业帮派陕西商帮，这一商帮也被成为陕商。 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而这些为陕西商人的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机遇，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称雄中国500年，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 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时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当时的不少著名陕商，家里都有经商传统。而且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学士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对此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总结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可以说明清之际，一个广泛会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 据悉，明清时期，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则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渭南在明清之间，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地区。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 鼎盛时期的陕西商帮所兴建的陕西会馆遍布全国，总数多达二百多所，至今全国各地还遗留下不少“陕西会馆”、“关中会馆”、“西秦会馆”建筑遗迹。陕西商人最早在异地建筑的会馆是北京的“关中会馆”和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
事实上，在陕西商帮的经营模式中，也遇到了与今天十分相似的历史环境。古老的陕西商人“坐在家里，把千里之外的钱挣了回来”，他们主要采取了财东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伙经营模式，然后利润分成，这种合伙制经营体制，与我们现在的国企改革有些相似。 陕商的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携手垄断了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达五百年之久，制造了中国西部商品经济的神话，令今天的陕西人抱愧不已。 当时，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两百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陕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而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如今，能够见证当年陕西商帮兴盛的历史遗迹除了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外，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散存于渭北澄城、白水、韩城一带的拴马桩了，据说，这些被史学家称之为“地上兵马俑”的拴马桩正是当时陕商鼎盛时期的财富象征。 陕商的荣辱观与创业精神 从陕商的“老规程”（店规）、“老话”里可以看出，老陕商的荣辱观既符合陕西人的性情，也适合工商业活动的需要。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这句话在陕西农村普遍流传，经久适用。“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老陕商将艰苦创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到兴衰成败的高度，这种精神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陕西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货真价实好为商，假冒伪劣难久长”。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为如此，陕西商人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 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陕商可贵的历史品格。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商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山陕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是陕商数百年驰骋四方的秘笈。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生活艰苦。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道光年间，赵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见有一瓦屋招待行旅，进店问老板，乃知为一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军贸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独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户人家，所以叫“一道泉”。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陕西商人的袅袅炊烟，试问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呢？ 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和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是陕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人生最苦为行商，异地求财，客地经商，困难和艰辛自不在话下。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明末清初陕西大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来一边业贾，一边读书，成为陕西有名诗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科，授官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扬州）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辞官归商，宁吏也贾，很是表现了陕商的敬业精神。 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信精神体现了陕商长线远鹤，功在持久的稳健经营作风。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市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 与其他各地商贾不同，陕商富贵后亦能保持富而不奢，生活朴素的厚重精神和热心公益，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一部分陕西盐商居扬州贾盐富厚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俭朴的淳厚民风，淡泊自守，不为声色犬马所动。梁竹亭号称梁巨万，居扬州时“广陵富贵鳞集，俗颈侈务以衣食居屋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娼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菜无重味也”。三原商贾捐资修建三原城中龙桥更被称为古今佳话。凤翔的塔寺桥亦是由商民1520余户，集资1600余缗，重新扩建而成的人车分道，三轨行驶的石拱桥。《两淮盐法志》曾记载，“两淮商人籍隶徽西，各为善于其乡，如建宗祠，置祭田，立义庄，义学以及修理学宫，兴复书院，于夫桥梁道路一切利济事各有其郡志可考”。
陕商的衰败
作为著名的商帮之一，陕商何以会最先衰落？对此，李刚教授认为，陕西商帮是明清发展最早资格最老的著名商帮。但由于陕西商人多为农民进城经商，这便注定了它无法与农村脱离的历史命运，从乡下来又回乡下去，他们最终没有融入城市的主流人群，始终徘徊在城乡的边缘，处于边缘人的悲凉地位。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以农守财是陕西商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心路。这便注定了陕西商人最终没有前途的历史命运。 进入清朝后期，陕西商帮内外交困，迅速走向瓦解，是明清时代全国十大商帮中最先瓦解的商帮。究其原因，内因是封建商帮的保守性，在清末整个时代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缺乏应变，很难和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外因是清末陕西多发的战乱，使得许多商业家族数百年的资本积累消耗殆尽。 首先是陕西盐商在面对新形式的大分化、大改组中失败，盐商从此一蹶不振。在两淮盐场，由于不能和徽商竞争，而陆续退出，陕西本土市场则被晋商占领，四川的盐井业也由于战乱导致资本不够，市场迅速萎缩。茶商由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陕西茶叶大不如前。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迅速死亡。而经营兰州水烟的陕西烟商也在外国机制卷烟打击下纷纷破产，只有在市场投机中惨淡经营，从原先最盛时的大小烟庄130余家，锐减到只剩十数家的悲惨境地，兴旺发达了百年以上的陕西兰州水烟从此飘零散落。此外，陕西秦巴山区植被资源的枯竭对陕西商帮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清末多发的战乱则成了陕商迅速衰败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据悉，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中陕西各县的富贾巨商，数百年贸易通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焚掠殆尽。而清军入陕征剿十余年的征粮派响，捐资助剿以及陕西商人的重建家园，使陕西商人又把数百年积累的货币财富搜罗净尽，资本存量一扫而光，失去了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当时，国库已经空虚，入陕清军每年9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致使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关中的富商大户首当其冲。同时，清军还实行“劝富分输”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许多陕西富商为保平安只得挖肉补疮，将大量营业资本化为军费开支，使资本存量耗散无余。面对家乡的破败，各地陕西商人为解救家乡乡亲父老，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成为陕西商人在外省经营萎靡的直接原因。而最后关中富室巨户几乎都是因外资耗折，内藏悬罄而元气大伤，数百年的积蓄倾囊而出，再也无力重整旧业，从此一蹶不振。这种连年战乱的状况直到新中国建立才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一个商帮的背影 陕商曾经的荣耀在今天显得多少有些落寞。 去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陕西无一人入选；上月初，新财富500富人榜出炉，5位在陕富豪入选，其中金花集团吴一坚以28.8亿元第39名的位次领衔陕商。但是，与同处西部的四川、重庆、内蒙古相比，陕商上榜人数有一定差距，与有百人进榜的江浙更不可同日而语。 2007年8月中国商帮峰会在西子湖畔召开，主办方遍邀各地商帮，曾经的天下第一商帮——陕商被拒之门外。 2008年4月《商帮战国策：中国商帮新势力之崛起》出版，该书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商帮重新进行了梳理，所入选的九大商帮为“海商”闽商、“隐者”豫商、“豪侠”鲁商、“贵族”苏商、“草根”浙商、“传奇”徽商、“纯粹”粤商、“黑白”晋商与“精细”潮商，陕商没有入选。 太多太多的事实证明，陕商已经有淡出人们视线的危险。 《资治通鉴》上讲“关中沃野富饶，乃帝王之居”，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的历史给关中及陕西留下了灿烂文化，但帝都文化的单一印象实际上又遮蔽了文化的多种样态，天下第一商帮文化难以被正视。中国古代素有“士农工商”四民之分，商人地位等而下之，商业文化也就很少被书写于正史之中。唐以后，陕西在中国文化版图上不断被边缘化，文化领导权丧失后，陕商文化愈加远离了人们的视野。 陕商之所以被淡忘，与其环境、发展态势也有关系。海南文昌华侨中学教师潘爱琼对此有精彩论述：徽商富而好儒，广修书院、学堂，当地形成一股儒商之风，当了官的商人会扶持商人，这便形成了既商且儒的徽商；晋商不喜做官，其优秀的子弟多去继承祖业经商，其次做胥使，中材以下的子弟才去读书应试，其中还有中了进士回去经商的，这也让晋商的智力得到提升，形成一个精明的商业团队。反观陕商，相当一部分出身农家，他们在取得商业利润后并不是扩大经营规模，而是购田置地，修建住宅。这在农业经济条件下也许不算坏事，一旦社会出现变革，进入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一特点就是致命的弱点和缺陷。中国商帮文化中就有“徽骆驼、晋算盘、陕棒槌”的说法。 昔日的陕商领军人物荣海也有相近看法，勤快、坚韧、善良是陕商的优点，但是陕商很散、很慢、在某些方面也很狭隘，“讲仁义的多，讲制度的少。往往仁义发展不好就变成了一种愚忠、愚昧，而不是先进的理念、制度”。 在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陕西，“物多不金贵”有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面对以兵马俑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秦腔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法门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黄陵祭祖为代表的祭祀文化与华山为代表的旅游文化，陕商文化要得到重视，还需要政界、学术界以及经济界更多的重视。 风云际会、万象云集的时代，天下第一商帮的荣耀召唤三秦后人，它的背影注定不能、也不敢离我们越来越远。 陕商留给我们的启示 在商业经济和商业文化发达的今天，各地新兴商帮与承前启后者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中国十大商帮排行榜”、“中国十一大商帮”名单中，曾是明清十大商帮之一的陕商，却榜上无名。甚至许多人对这一古老商帮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让人遗憾。 而更让我们汗颜的是，以前经济学界常说“山陕商人”如今却很少为人们所了解，现在，人们提起明清商业，往往是晋商、徽商说得多，而陕商基本上被遗忘了，虽然学术界谈到明清十大商帮，陕西商帮不能不提，但事实上真正重视的人不多。对此，李刚教授颇有些伤感的说。 “今天，我们遇到同当年陕西商人十分相似的历史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再一次把陕西推到了发展的前沿，为陕西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乘势而起的品格；学习他们不畏险阻，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和锐意进取的求富精神；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精神；学习他们富而不狂，施予扶贫，热心公益，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李刚教授给记者讲了陕商历史对今天陕西商人的启示。 让陕商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一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和商帮群体，固然会受到来自政治、军事等外部因素的严重扭曲，但是只要一个地区还有方言存在，就说明这个地区在历史上的人口并没有彻底消失，只要人口在发展，市场就存在；同时，只要讲一种方言的人口延续下来，那么历史上好的商业和文化传统就没有理由完全中断，只要时机一到，自然会如同星火燎原，兴旺蓬勃起来。 陕西商帮精神主要包括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的时代精神；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诚信精神；富而不奢，回报故里的厚重精神。而目前，陕西仍存在现代流通滞后，组织化程度较低，大型流通集团少，城乡市场体系不健全，外贸进出口总量相对不大，商业领军人物很少等问题。 近年来，面对陕商群体被忽视和遗忘，陕商中的一部分先知先觉者蓦然猛醒，奋起直追。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近年来陕西人不断举行各种论坛和研讨会，反思陕商落后的原因。尤其是第一部反映陕商文化的长篇历史小说《安吴商妇》更是把这种反思推向了高潮。 而与此同时，各地陕商领袖也纷纷发起成立陕西商会、上海陕西商会、天津陕西商会、湖北省陕西商会、重庆市陕西商会、北京陕西商会、广西陕西商会等相关组织，而陕西商会的恢复性成立也为陕商文化跨越千年的勃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今天，尽管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无比辉煌的陕西商帮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却是隽永和无垠的。从昔日陕商的辉煌业绩中，我们一定能重拾祖先“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筚路蓝缕创业精神，再造新陕商，谱写陕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