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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大连女子骑警队被质疑“花瓶”，也有媒体披露说，大连市女子骑警训练基地一直作为旅游景点向外开放，12年来，预计仅门票收入就达3000万元，收入却不知去向，大连市公安局此举涉嫌违法经营。而近日，深圳光明新区骑警队再被曝出养马支出超千万元，但深圳回应说，养马比养车便宜。 关于马，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极重要的军事装备和交通工具，但同时也总是皇帝和达官贵人的“花瓶”和“玩物”，史上往往“声色犬马”连用，如苏辙论汉昭帝的文章就说：“小人先之，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田猎”，说明历史上的统治者往往以老百姓的血汗，饲养宝马骏马，用于打猎，比赛，玩赏，以及出行摆阔气和耍排场上。今天城市的骑警，一定程度上是这种玩赏功能的回光返照，它可以给随意花费纳税人资金的人贴金，甚至为他们谋利，而纳税人则成为冤大头。 在中国的汉朝，围绕宝马，发生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最为有名的是，汉武帝为了掠夺喜欢的汗血马，居然两次对大宛发动血腥战争，最终达到掠夺宝马的目的。汗血马，当然不完全用于战备，它一定也用于玩赏。饲养作为战利品的数千匹汗血马，再加上其他作为皇家玩好的宝马，成为汉朝人民沉重的负担。 历史记载说，汉武帝有“厩马四十万匹”，有一次汉武帝问东方朔，怎样能够很好地教化百姓？东方朔的建议之一就是“却走马不复用”。而更后来的大臣贡禹，向汉宣帝言及当时老百姓的苦难和后宫的奢侈时说，古代宫廷“秣马不过八匹”，而汉宣帝时期“厩马食粟将万匹”，一方面是饥荒造成的人相食，另一方面却是用粮食喂养的皇帝的厩马吃得太肥，以致脾气暴躁，必须每天拉出去溜达以帮助消化。贡禹于是建议说，皇家应该保留数十匹厩马就可以了，其余的应该分给老百姓。那些被围起来专门养马的苑囿，也应该分给老百姓耕种。汉宣帝部分听从了贡禹的建议，减少了喂养厩马的粮食，并将一些苑囿分给百姓。以后，在遇到严重灾害的时候，皇帝偶然也通过减少他苑囿中的马，而减轻老百姓负担，如西汉的元帝初元元年和东汉的安帝永初元年、和帝永元五年，都有这样的举措。 总之是，在汉朝那样的时代，皇帝热衷于拥有众多名贵的马匹玩赏，而从皇帝到达官贵人的名马，无不是靠老百姓的血汗来养活的，是靠抢夺老百姓的口粮来养活的。好一点的皇帝，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念及老百姓的苦难，压缩一些玩赏或摆谱的骏马，也算是一种仁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马的功用比历史上更小了，战场已经没有骏马的用武之地；交通和农耕方面，也基本不用马了。所以，与历史相比，今天，马的作用就完全成为一种观赏和把玩的对象。 对于今天的城市来说，装备骑警队完全不合时宜。城市道路之拥挤已经不容骑兵纵横驰骋，而道路的硬化也不宜马匹行走。但维护一支骑警的花费，颇为昂贵。虽然深圳辩护说，养马巡逻比养车巡逻便宜，但问题是，即使养马的投入比养车的少，但产出怎么算？由于不适合上路巡逻，骑警队的功能根本无法发挥。与警车相比，骑警的性价比无疑是非常低的。骑警队的存在，不过是一种形象面子而已。纳税人有必要为了一种所谓形象和面子，负担这样高的费用吗？骑警队的养马费用高达千万元，这与历史上贡禹所批评的马匹与人口争口粮，争资源的状况何其相似！ 而且，骑警队也和古代“御马监”一样，经费和运作存在猫腻。在明朝，内廷成立专门机构御马监，为皇帝养马。后来，皇帝就将这些养马、驯马人员，组成一支由御马监统领的禁兵——腾骧四卫及四卫、勇士营。据记载这支禁兵队伍在弘治、正德时多达四万余人，后经多次整顿，定额为六千五百余人。无论是养马还是养人，负担都不小。但除了这种显性的负担外，尚有更多隐性负担。按照明朝嘉靖十年户部的规定，皇家马一匹配给一百五十亩牧场，御马监所有在房牲口所需牧场需要四五千顷，这已经是非常奢华了。但主持养马的宦官们在其中又大动手脚，多冒占了两万顷牧场。这两万顷牧场被宦官，贵戚，官僚们勾搭一起，私自瓜分了。对于“御马监”的宦官们而言，养马不但是一个衣食饭碗，而且是从中谋取私利的便利工具。 那么，今天的城市骑警队中，除了人们可以理解的高昂饲养费用外，有没有如同明朝御马监那样以养马为借口而贪冒瓜分公共资源的情况存在？因为有关费用并不公开透明，人们无法知道详情。但是，大连女子骑警队涉嫌违法经营，其经营收入少说也有3000万元，而此笔巨额收入不明去向。这与明朝“御马监”冒占两万顷养马肥田，有区别吗？ 城市名片的骑警队，表面光鲜的背后，有难为世人所知的猫腻，骑警队应该彻底下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