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东军 通灵联姻 中美企业湖北首次“联姻”始末



  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14号,是湖北派克密封件有限公司的诞生地。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宁静的学生公寓区,早已没有了机器轰隆的声音。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说:“派克公司早在2002年就已经搬到别处去了。”

  “湖北派克”是一家以生产密封件为主的加工企业,由于公司搬迁,多数档案已经丢失,原湖北汽车集团的职工,现为公司副总经理的宫江洪,成为为数不多知道企业历史的人之一。

  “我们公司注册于1982年,和美方合作了20年后,结束了那段‘婚姻’。‘派克’作为湖北省历史上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完善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忆起当年,宫江洪向记者伸出了两根手指。

  ◆联姻

  “‘结婚证书’两厘米厚,限制条款多”

  1980年,中美两国建交不久,老布什当时还是美驻京代办点的官员。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响起。

  此时西方国家还在封锁包括中国在内的“红色”政权。而当时中外合资在国内还仅仅局限于与香港的企业合作,与真正意义上的外资合作,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合作还是一片空白。

  而此时,湖北省与美国俄亥俄州建立了友好省份,“美国派克的总部就在俄亥俄州,当时省领导在出访俄亥俄州时考察了派克集团,就有意向与其合作。”宫江洪告诉记者。

  “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还没有颁布,双方谈判没有法律依据,只能通过协议的形式写入合同之内,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当时中方的谈判代表坐在桌面上基本上不能做主,真正当家做主的政府领导都在端茶倒水呢,现在想想都是一个笑话,但在当时却是时代特有的产物。”宫江洪微笑着说。

  宫江洪告诉记者,“我看过当时双方签署的合同,足足有两厘米厚,限制性的条款也比较多。”

  比如,中方控制股权,占有51%的股份;双方投资金额限制在99万美元;所有生产的产品不能出口。

  “控股意味着当时不失去主权,99万美元是湖北省政府批准的最高限额,产品也主要考虑供国内使用,当时这些条款都是出于政治因素考虑,生怕出卖国家利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宫江洪称。

  虽然双方谈判得艰苦,但还是定下来这桩“婚事”。

  1982年,湖北汽车公司与美国派克公司共同出资注册了湖北省第一家外资企业,在湖北省经济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盛名

  “除了忙生产,就是接待一批批的参观者”

  1983年2月,湖北派克密封件有限公司成立。时任湖北省省长的韩宁夫与美国派克公司的董事长老派克一起出席了剪彩仪式。

  “当时肯定不像现在这么隆重,但规格也是最高的,几名女工穿着红色的衣服托着绸带,省长和老派克都是1米8几的大高个子,我们只能在远处观望。”一名老工人描述当时的情景。

  美国带来了先进的模具、技术、材料、管理方案,“湖北派克”成立不久,就大大地提高了国内密封件的生产水平。

  在北京外经贸产品博览会上,湖北派克有限公司的产品第一次登上展览台就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业内的高度关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劲夫还亲自到展览台前参观,并表示改革开放要坚持下去,中外合资的路子要坚持走下去。

  展览会后,湖北派克公司又建了新的展台,来自国内各省的政府领导和企业家,甚至一些国外人士都来参观学习派克的经验。

  “当时我们除了忙生产,就是接待、接待、接待一批批的参观者。”宫江洪一连用了三个“接待”,来形容当时参观的频繁程度。

  企业的发展,也让工人们有了自豪感。同样是湖北汽车公司的员工,在“湖北派克”的员工工资要高出25%。

  一时间,“湖北派克”成了改革开放的标兵。

  ◆裂痕

  “知识产权”、“行政调令”成“第三者”

  就在“湖北派克”在国内风光一时的时候,中美“派克”逐渐产生了分歧。分歧在于,“美国派克”认为技术是公司的知识产权应该保护,而“湖北派克”却拿来在全国推广。

  比如,当时在加热工序中,国内普遍使用蒸汽加热或者电加热。由于蒸汽加热时压力加大,安全系数比较低,而电加热又容易加热不均衡,这一直是困扰着国内许多企业的难题。“湖北派克”引入液油加热工序后,被参观的企业广泛运用。甚至,“湖北派克”还派出技术人员到外省的工厂进行技术指导。

  这让一直坚持保护知识产权的美方代表产生不满。美方甚至怀疑中国将用于民用方面的材料成品运用到军事或者航天事业,还派出了代表进行调查,虽然调查无功而返,但双方裂痕开始逐步增大。

  此外,美方对中方过多地行政干涉企业内部管理开始不满。

  1986年,中方的主管行政部门一纸调令将企业的总经理A调离派克,又派遣了一名总经理B。但按照双方合同约束,只有企业董事会才有权任免公司总经理。“其实,当时‘美国派克’并不在乎谁担任总经理一职,而是中方不按照游戏规则办事。”宫江洪说。

  ◆分手

  35万美金“分手费”,20年联姻结束

  “虽然高层发生了变动,但并没有影响到公司的盈利。”宫江洪告诉记者。宫称,由于企业早早引入了临时工制度,工人靠计件来领取工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工人们依旧在忙着自己的工作,生产和销售都没有落下。

 沈东军 通灵联姻 中美企业湖北首次“联姻”始末

  “由于企业缺钱,双方的合作进入了发展阶段的困难时期。”宫江洪不无惋惜地说道。

  1993年,宫江洪出任湖北派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一干就是10年。

  当时“美国派克”也想在华扩大规模,为此,还制定了发展规划。中美双方将资金追加到177万美元。但由于工厂地域方面的限制,需要重新选址,而这,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

  “由于湖北汽车公司已经没有更多资金投入,当时又不允许美方单独注入资金,银行还限制中外合资企业贷款的数额,所以谈了几次都没有谈成,整个时机都给白白浪费了。现在全国排名第一的密封件企业还是从湖北派克公司学习的技术。”宫江洪感叹道,“如果当时能够追加资本投入,那么现在坐头把交椅的应该是‘湖北派克’了。”

  2002年,双方合约期限已到,“美国派克”撤回了属于自己的股份,“湖北派克”支付“美国派克”35万美金,继续使用派克商标。一场20年的联姻宣告结束。

  ◆改制

  “我从国家工人转变成打工者”

  合同结束后,“湖北派克”从洪山区石牌岭迁至南湖新区的新千家街,租用了5亩的场地建立新厂。场地有了,但原本属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湖北派克”陷入了没有身份的困境。

  国有企业的身份早已失去,中外合资的外衣也已脱下。无奈之下,湖北省政府将“湖北派克”特批为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改革又随之而来,随着国家“抓大放小”的原则的实施,“湖北派克”面临重新改制的难题。

  “首先要改变的是将国家工人转变为社会工人,其次就是资产结构的改制。”宫江洪告诉记者。

  2003年12月31日,宫江洪召开职代会宣布企业改制,解决了近100名职工身份问题后,企业改制平稳过渡。随后,深圳市深茂(集团)有限公司买断“湖北派克”75%的股份,组建新的国有控股的合资企业,宫江洪的身份也从总经理变成了副总经理。

  “我从一名国家工人、企业领导、企业家转变成了打工者。”说起“湖北派克”的发展历史,宫江洪说他的身份变迁就是企业发展历史最好的见证。

        “湖北醒来早,起床晚”‘

  武汉市汉口区商务厅12楼,这里是湖北省外商投资协会的办公地点。余树藩1982年就被借调到当时的湖北省外经贸委,开始与外商们打起了交道,现在他是外商投资协会秘书长。

  “湖北省的改革开放用‘醒来早,起床晚。’这句话描述最恰当不过了。”余树藩回想起改革开放之初,谈到最多的还是思想的困窘。“在80年代初期,就开始‘醒来的’湖北省并没有成为国内改革开放的领头羊,而是停留在试探性发展的阶段,‘一躺就是10年’。”

  1982年,湖北省召开了第一届中外经贸洽谈会。这是新中国以地方名义召开的一次对外经贸洽谈会。余树藩也是当时的经历者之一。回忆起这次洽谈会,让余树藩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那套西装。

  按照政府要求,出席洽谈会一律要穿西装。没有西装的余树藩,只好托人从上海早早的购买好西装。当时一套西装要几十元钱,是余树藩两三个月的工资。买回西服后,余树藩将它挂在了衣柜里,直到经贸洽谈会开始的那天,才从衣柜里拿出来,穿在了身上。会一开完,余树藩又将西装整理好放回衣柜内。

  “不舍得穿,也不敢穿。”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外工作人员真实的生活写照。

  对 话

  派克为“合资企业法”的出台提供了依据

  长江商报:作为湖北省第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湖北派克”成功的地方表现在哪里? 

  宫江洪:“湖北派克”的成功在于引进了技术,并很快在国内推广出去。这样的作用是符合当初改革开放的初衷的,引进资本,引进技术,为我所用。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情,“湖北派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的出台提供了很多事实依据。当初立法的时候不少人都来派克考察,现在回想起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一个法规作为企业的依据,必定很多分歧会夹杂其中。现在我们的法规基本完备了,像“湖北派克”以前出现过的笑话现在基本不会再出现了。

  长江商报:你觉得当初影响“湖北派克”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宫江洪:因为“湖北派克”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所以走起路来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如果当时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湖北派克”的发展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如果当时让出部分股份,增加新的项目,效益自然好多了。

  长江商报:你怎么看待后来的企业改制?

  宫江洪:作为中小国有企业,要谋生存就要尊重市场规则。如果不改制,像“湖北派克”这样的企业度日还可以,但要发展得更好,基本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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