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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一天中午，在石碣镇的一个工业园附近，独立电影人游松把新买的摄像机摆开架势，演员老唐几个人正在准备台词。
然而，麻烦的是，立刻引来了几百个打工仔打工妹围观，就像他们晚上聚集了街头小士多店看电视一样热闹——游松试图反映转型中的东莞人生存状态的电影《圈圈》就在类似的重重困难中开拍了。
一个又一个的“圈”
游松萌生拍独立电影《圈圈》的念头不是偶然。一直热爱电影的他，其实早在2006年就拍过纪录片《过年》和《飘飘》，但只在网络小圈子流传。今年，深深感到转型之风越来越盛之后，他辞掉工作，决定专心拍一部反映转型期东莞人生存状态的电影。
他发现，东莞社会阶层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圈”世界：本地人大多和本地人打交道，台商大多只和台商做生意，港商只和港商做生意，当然，底层的打工者也只和打工者来往。
这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地方，社会生产结构的简化形式，圈点着社会最底层人的生命轨迹。不同的圈子，在转型升级的迷惘期，都有着同样的困境，被困在同一个圈里。
于是，他构思了这样三个圈的人的故事：40多岁的老唐，是一个失意的中年男人，有时帮阿建厂里送送货，跑跑车。他来东莞打工近十年，毫无成就，老婆冷落他，儿子也从不听他的话。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他花血本买了个DV，给电视台做DV新闻报料员。不过，他的DV新闻从来没有上过电视，却得罪了很多人。
30多岁的建哥是石碣一个小黑厂——油边厂老板，陷入员工辞职和体制转轨双重压力所带来的业务量下降的困境。由于手袋厂已经欠阿建半年的款项了，阿建的资金流动陷入瘫痪，为了支付工资，他借高利贷又还不起。为了逃避高利贷，工人工资和房租的压力，他在一个深夜，卷起铺盖，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这个地方。
20多岁的军军是老唐的儿子，无业，不愿进厂，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和舞者。他还暗恋混迹在文工团里的一个跳舞的本地女孩，这个女孩经常在工业区的文化活动戏台上表演。军军后来和他的几个兄弟在一个暴雨天的河边，不小心害死了个人，从此决定跑路。
草根文化萌芽
《圈圈》的故事，也许只有身在东莞、深有体味的人才能编得出来。
不过，要想真得拍出来，对于游松这样才来东莞三年多，没有多少积蓄的“新莞人”来说也并不轻松。因为按照预算，整部片子需要十万，目前还没有筹措到，他也有一些无奈：“都说东莞人很有钱，大老板很多，但愿意像我这样拍独立电影的人太少。”
但是，幸运的是，由于拍的片子几乎是东莞生活的真实记录，引起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游松说，他们的场地出租屋、工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朋友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演员都是免费演出，其中40多岁的老唐最热心，主动找到游松要求参加。
“其实是因为很多新莞人，特别是打工的，文化很贫瘠，很希望有其他的娱乐方式。老唐来演出，就有这个意味。其实稍微成熟点的人都知道，电影不会改变太多东西，但是会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游松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出现这样的独立电影，是草根人群对文化的一种诉求方式。
香港驻粤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就曾说过，他在东莞最奇怪的事是大量的青年晚上都相拥着出来吃夜宵，而香港不是这样，普通工人都喜欢在夜校里学英文、会计等等。
不过，香港和东莞毕竟不同。业内人士分析其中原因认为，香港之所以被称为文化沙漠，是因为香港人的好学也不是为了文化，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而东莞文化贫瘠是因为，东莞这样的珠三角城市，本质上是农民城市，他们小富即安。而一个城市的主体应该是有广大的中产阶层，无论是学识文化还是收入。东莞只有两头，即暴发的老板和生活在低层的外来打工人员，知识分子的中间阶层全然断裂缺席。
眼下低层的外来打工人员，正在自下而上地发出草根的呐喊。虽然这部电影，还不知道能带来些什么，但是，正如游松所说，“就像贾樟柯的电影一样，都是在关注当下。现在东莞是到了转型的阵痛期，不转型是等死。我对它还抱有希望，所以用电影记录下这个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