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欧美日考察宪政归来，端方、戴鸿慈在万言奏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奏折解释说： “预备时代必以十五年至二十年为期者，则亦以中国数千年来无宪制之习惯，且地方辽阔，交通不便，文化普及非可骤几。若为期过促，则一切预备未周，至期不能实行，反为阻文明之进步矣。” 端方、戴鸿慈接着指出，即便20年的预备期，因为有大量工作要做，时间其实并不宽裕，不能有丝毫松懈： “是则此一二十年中，乃最忙迫之时代，而非宽暇之时代，不得谓约期之非促也。” 对于那些拖延政治改革的想法，端、戴二人也批判道：“若谓立宪犹可再迟，而约期不妨更缓，则是怠于国事，为苟安目前之计，未尝计及一国前途安危者之所言。” 他们认为，只有紧紧抓住这15~20年的准备期，“令举国臣民皆为立宪之预备，庶几国是既定，人心大安，自此以往一二十年后，中国转危而为安，转弱而为强，亦能奋然崛起，为世界第一等国”。 梁启超首倡 这篇极有可能是梁启超代笔的奏折，体现的的确是梁启超一贯的思路。 早在5年前（1901年），梁启超就在《立宪法议》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宪政思想，鲜明地提出了20年实现宪政的时间表。 梁启超阐述了中国必须立宪之后，明确表示立宪需要时间，不可一蹴而就：“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 在这20年时间内，究竟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梁启超也列了清单： “次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次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估计梁启超本人也绝对没有料到，5年后，政府果然是按照他的这份时间表开始了准备工作，并且还悄悄地请他参与了考察报告的撰写。 按标注的日期，应该是载泽一行1906年在瑞典时的情景。 袁世凯没说过 对于立宪时间表，媒体的热心，甚至超过政府。毕竟，这种感性的内容，更能吸引读者。 1905年7月，在中央决定派团出国考察宪政之后，多家媒体报道说，袁世凯与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建议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这一说法，至今被很多史书采用。 这篇报道最早应见于7月2日的《时报》，而《时报》则说明是转载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的消息：“二十四日（6月24日）北京电云，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三督近日曾联衔上奏，自今十二年以后实行立宪政体。” 对此，8月23日的《南方报》则否认说：“月前东报皆云袁、周、张三总督有会奏立宪之举，兹悉实无其事。惟近日京都政论界颇有主张是说者。”所谓“东报”，即日本报纸，当时中国称呼日本的简称多为“东”，而非“日”。 这一无法证实的消息，却被继续转载，它又原样出现在当年7月号的《东方杂志》上，成为《中国纪事》一文中的一条。不过，该杂志明确表明这是转载的。梁启超在海外所办的《新民丛报》也予以转载。这两份报刊，与最早的《时报》，就成为日后研究者引用此消息的来源。 但是，遍查袁、张、周三人的文献，均没有这份联名奏折的蛛丝马迹。其最大的可能，是日本报纸摆的一个乌龙，经中国报纸转载后，以讹传讹。 拟定立宪时间表，成为媒体与“公知”的一项小小狂欢。1905年4月26日的《大公报》，有作者以强烈的民族自信，提出了10年立宪论：“改立宪政原未有仓碎立办者，必须预为宣告，限若干年改立宪政，日本之前鉴未远也。以中国今日文明进步之速，不过十年国民之程度必己增高，朝廷如果从今日确定方针，期以十年颁行宪法，尚何有不能之虑乎？” 1905年第12期的《东方杂志》，则发表了署名觉民的文章《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提出6年立宪：“先颁布于国中，以六年为期实行立宪，庶全国人民皆得有所预备，而不致手足无措，此万全之策也。” 1905年11月6日的《南方报》又再度“提速”，在一篇《李大臣拟合词奏请立宪》透露，被选为考察大臣的李盛铎，拟约同四大臣合词奏请，期以光绪三十五年元旦为实行立宪之期。光绪三十五年，即1909年，等于是3年多的预备期。这份3年立宪的奏折，正史不载，不知是报纸的一厢情愿，还是李盛铎改变了主意。
不过，当时的著名“公知”、与端方私交极好的甲骨文学者罗振玉，也跨界论证，公开发表《调查政治管见》，给考察团提出10点建议，其中就有政府应预定立宪之期，“以三年为预备期，三年后定立宪法”。罗振玉之所以选择三年，因为时不我待，日本那样的充分准备，“万不能行之于今日之中国”。 1901年，载泽访问法国。 戊戌变法时的袁世凯。 皇亲国戚盼政改 出乎意料的是，率领另一考察团的载泽，却与戴鸿慈、端方不同，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立宪期限：5年，大大超越了戴、端的15~20年预期。 5年立宪的提法，最早源自大清国的外交官们。1905 年11月间，驻美公使臣梁诚、驻英公使汪大燮联合其他驻外使臣，联衔陈奏立宪，提出在5年内建立宪政。这就是长期被误以为是载泽所撰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 这一看法，的确也得到了载泽的认可。载泽归国后提交的《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就明确提出：“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 这5年中，载泽认为应当做好三件事：一是“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誉黄刊贴，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是推进“地方自治之制”；三是“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他认为，这三者“实宪政之津髓，而富强之纲纽”。与此同时，再派出“考察政治大臣”，“与英、德、日本诸君主国宪政名家，详询博访，斟酌至当，合拟稿本，进呈御览，并请特简通达时事、公忠体国之亲贤大臣，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颁行天下。”这样，大清国就必定能在5年后跻身立宪国的行列。 1906年9月1日，大清国最高层终于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在时间进度方面仅仅含糊地表态：“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两年后，1908年8月27日，这个期限被正式确定为9年。 谁都没有料到，这个雄心勃勃要通过政改实行中兴梦想的政权，即将跌倒在曙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