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典型案例解析：富二代沉迷NBA如何继承家业?
关于钱的问题，中国企业家可以有两条箴言教育自己的子女：
一，“不得谈钱，连想都不许想”。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代表作《纯真年代》）出身贵族，这是她妈告诉她的头条戒律——这些人确实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
二，卡内基说：“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
当然，你也可以学老摩根，他去世后留下了34页的遗嘱，全国报纸都引用其两千字的摘要，一个讨厌的编辑却把它总结为两句话：“摩根将灵魂交给上帝，金钱则交给儿子。”
中国第一企业家是怎样抚养子女的（这不光是家事）？给下一代留下了什么样的财富和精神特质？衔金汤匙出生的二代有什么样的成长路径和性格特征？他们会顺利接班呢，还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一代人有摆脱不了的魔咒吗？
很多人都意识到，全球都在经历规模最大的一次两代人之间的财富交接，“未来5到10年将是中国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一个靠继承财富而上位的“富二代”阶层，将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有过的代际传承和阶层变迁之使命。
他们郁闷、困窘，他们是“囧”一代。
每代人都是过渡者，但富二代会像小约翰·洛克菲勒那样有畏惧感吗，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王朝的巨大期望的铁笼子里，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实现父亲所继承给他的理想？还是更羡慕赫布·科勒，作为科勒家族的第三代管理者，他有个“遗憾”：“很多人说富不过三代，我应该是把家族企业搞垮的那个，但现在我还没做到这一点。”
“凡人的生活，就像树叶的聚落。”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写道，“凉风吹散垂挂枝头的旧叶，但一日春风拂起，枝干便会的时候，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艰难时世。茅理翔说：“中国企业正在面临两大难题：如何应对宏观调控，还有如何接班。”
宏观调控每三四年来一次，而接班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石康认为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美国上世纪的20年代和70年代。他甚至说，这些富二代里迟早会出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的人物。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群人就会成为商业史、文化史记录和反思一个时代的最佳素材。但且不说盖茨比，这些人里会出现“下一个柳传志”、“下一个王石”吗？直到所有采访结束，也没有任何人敢下任何结论——包括他们自己。“富二代”三个字就像一个密码，一旦开启，则无人能预测其命运。
(本刊记者孙雅男、王春梅对本文亦有贡献)
“富二代”的诞生
“富二代”接掌财富与权力的时刻并没有真正到来，但他们承上启下，不但承担着家族财富传承任务，还有可能带来中国“从富到贵”的商业文明变迁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丁伟
伦敦。梁冶中18岁到英国华威大学留学，过上了被父亲梁稳根安排好的接班人人生。他没结交到什么“名媛”朋友，“东软老总刘积仁的儿子是我的同学。”
巴黎。20岁的汪小菲一边学法语一边画画，但觉得自己艺术天分有限，应该“学个正正经经的专业”。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要不要按照家族的需要修正自己的人生轨迹？一年后，他从艺术设计改学酒店管理——说到底，谁让他是俏江南张兰的儿子呢？
美国。很多大学校园里闪动着来自中国的影子。他们的名字，不，他们父辈的名字更加耳熟能详：碧桂园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左宗申的女儿左颖在迈阿密大学；娃哈哈宗庆后刘永好的女儿刘畅16岁就去了美国读MBA……
在国外的精英教育、财富氛围中，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代年轻人身上的相似之处：与生俱来的优越，以及终将不可避免的压力。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学成归国，名片上印着高管的头衔和父辈企业的标志——犹如一枚家徽。
这是一份还在不断增加、不断更新、并且有可能不断删除的名单。它像是一张通往未来商业世界的门票，正被心照不宣地流传着。终究有一天，它会像美国的新富名单一样，被描述成一个阶层的“社交名流录”或“种马登记簿”（不要觉得粗俗，请记住沃伦·巴菲特的话：欢迎成为“幸运精子俱乐部”的会员）。
至少，这份名单说明一个事实：中国的“富二代”正准备粉墨登场，正在或即将从父母怀抱里走向社会竞争，以不确定的方式出现在商业舞台上。他们是宿命的“过渡的一代”，还是大有希望的“超越的一代”？他们不光不能掉棒，还得把“圣火”传递下去，父（母）子（女）两代人及整个社会都需要付出努力。
用一个老辈企业家的话说——他在一个“接班人学校”对富二代们谆谆教诲，企业从第一代传承到第二代的成功率是30%，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成功率则只有15%。
他还说：“你们的父亲母亲能在这三十年留下来，发展壮大，和他们同时创业又倒下的有多少？在座各位承担着伟大的使命，不仅是对你们父母，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工业。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被催熟的一代
一个典型的富二代是这样诞生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以妥协告终的，他们的生活却以妥协开始：
襁褓中，父母已经准备好了成长教育基金和将来职业规划；
四五岁，上贵族学校，学钢琴等家教，被大人抱着参加重要场合，学着跟大人物握手，当老师问你们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脱口而出“企业家”；
七八岁，列席老爸的董事会（最著名的是李嘉诚），坐在专设小椅子上如听天书；
十来岁，出国留学，早恋被扼杀，读什么专业早已指定，在陌生的环境里孤独成长，每月收到爸妈寄来的账单和家书，一度放纵、反叛；
二十多岁，少主镀金归来，在父辈的企业体验多个岗位，两代人之间有摩擦，也重新认识对方；有的被委以重任——当总裁或执行董事，或“影子持股”，有的独立创业、搞投资、玩艺术去了；婚姻问题突出，“选妃”、“招婿”，并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
“如果从一个个体入手，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创造了一个类型；如果从一个类型入手，你会发现——你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富家子弟》中写道，“让我来告诉你吧。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与你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是的，中国的富二代很难以一个“类型”来概括，他们状态不一，是选择多元和变化多端的一代人。比起那几位有公众知名度、看似位高权重的女二代（杨惠妍、宗馥莉、刘畅等），生于70年代的一批男二代已经完成民营企业的接班了（比如万向的鲁伟鼎、方太的茅忠群、红豆的周海江），但更多80后二代还充满不确定性。
连他们自己也想找出共性——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梁冶中16岁就旁听三一集团的董事会会议，“20多岁做着30多岁的事情，被很快地催熟，心甘情愿地拧巴成不像韩寒的样子。”但“谁的价值观又不是被父母塑造的呢？这是我们的宿命。”
这种“被催熟感”简直洋溢在每个富二代的身上。2008年9月20日，上海，“接力中国青年精英会所”成立现场，陈豪、顼世栋等十几个崭露头角的创业少年在此间聚会。他们正襟喝啤酒，打台球，录VCR，放鞭炮，聊经济大势、宏观调控、生意机会、家里有几个兄弟……采访过很多一代企业家的记者不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群二代在扮大人状，说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话，是“男孩”、“小大亨”。
目前尚没有相对完整的富二代样本调查，尽管有那么多私人银行、咨询专家、社会调查想赚这两代人的钱。“说印象容易，江浙一带有2/3以上的民营企业需要接班，”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对《中国企业家》说，“但数字很难获得，没有面上的调研，这也是家族企业研究的困难。”
袁岳(博客)见过一些富二代，在《头脑风暴》还主持过一期“80后管理”的节目，但他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也没做过相关的量化调查。袁岳说，“富二代有‘三好’：生活条件好、教育条件好、创业条件好，普遍不愿意接班，大约有1/2创业，1/3接班，1/5游手好闲。”
但“看起来有作为的富二代是少数，而且太少了”，袁岳认为这有五种表现：一，明显不成器，缺乏危机感与对于压力的心理反应机制；二，缺乏对父辈事业所在社会环境的认知；三，具有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消费能力，极端缺乏对自我、社会关系与团队的管理期待与能力；四，缺乏自我节制与妥协能力，个性计较张扬；五，物质至上思想突出，极度缺少公德修养与道义感召力。
不过，今天就得出富二代的悲剧性断论还为时太早。接触越多，袁岳就觉得越有必要提出“富能不能过二代”的问题，“中国的家庭形成财富不容易，中国能有系统创造财富的生产力不容易，中国能有稳定与高品质的财富传承机会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引起依然重于事业而疏于教养之道的‘富一代’的重视，引起富二代的警惕或者争议。”
最终说来，富二代的问题是中国普遍的子女教育问题的现实版。被催熟的这一代，最需要避免两种症状：国外成长期的“白痴照片”，和接班过渡期的“人格面具”。
早些年，如果你在英国遇见梁冶中，在宿舍墙上会看到一张照片——他和朋友在海滩玩，吃冰淇淋，“笑得跟白痴儿童似的。那时候不想事。”袁岳提醒说，二代不要太小就留学，精英教育也不要与世隔绝，应该多参与社会。他认识一个孩子从小送到新西兰，8年回来后都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新西兰人了，“连自我认同和人格都会出问题。”
每代人都有“成长的烦恼”，但当你听到年轻的二代感慨“年轻真好”，你更要感慨了。梁冶中被教育说，做商业需要城府，“我有时候对下属也有点凶，这算开始有人格面具，会自我保护了吧？”从此，他们作别“天真无私的童年岁月”。
穷爸爸，富儿子
关于钱的事，投资家琼斯这辈子只被叮嘱过一次：十岁时他爸带他到欧洲，庄严地站在卡尔·马克思的墓碑旁，“孩子，这个人预言全世界的多数人最后都将成为工资的奴隶。不过，你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与国外的富二代不同（更不要说贵族传统了），中国的富二代是“穷人在教育富人”，即第一代是白手起家摆脱贫穷，但仍然没有摆脱“穷人思维”，第二代天生优越但“精神贫穷”。慧泉国际教育集团总裁苏建诚对《中国企业家》指出了富二代现象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富二代是少数的幸运儿，但是社会普遍觉得他们不知足。他们没穷过，也就不知道有钱了的幸福。大家常常觉得，为什么你那么有钱还不快乐？父亲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惜福，我当年挣钱多么辛苦……两代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就在这里。”
苏建诚说，“儿子一出生就有金卡，随时可以消费，你叫他去应征一份3000块的工作，他怎么会有奋斗心？”
两代人不同的观念，造成了很多代际传承误区。在解决了自身方太的接班人问题以后，茅理翔遇到了很多困惑的第一代，和流泪的第二代。2007年，他在慈溪创办了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他一直记得在第一期学员班会上发生的一幕。
一个男孩子站了起来。他伸出手，向茅理翔和20多位同龄人展示自己的伤疤和故事。他来自嘉兴，父亲经营一家小家电工厂。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开始对父亲的事业产生不认同感。他想自己开一家贸易公司，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但父亲一心指望儿子接班，不同意他的打算。有一天，父子俩又吵了起来，儿子一气之下摔了杯子，留了道疤。
这道疤痕是两代人矛盾的缩影。
今年10月25日，在第六期学员班上，茅理翔讲了很多接班成败案例，“90%的中国企业家都是希望子女接班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准备。我们这代人辛苦了大半生，企业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不忍心离开，怕儿子搞不好。另外也是不服老，总觉得儿子40多岁还是小孩。子女们也有压力——搞好了是应该的，搞不好就成了败家子。”
很多时候，接班已经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茅理翔对《中国企业家》说，“两代人都有心灵上的痛苦。”他的解决方案是：“第一代既要成为一个好企业家，也要成为一个好父亲——人到中年重新学习做父亲，培养儿子成为新的企业家”，同时要“大胆交、坚决交、彻底交”。
值得欣慰的是，“代沟是进步的表现。这些代沟充满了亲情和分歧，从痛苦中发生新的转型。”茅理翔说，“最终父亲要放手；当然前提是儿子有使命感、责任感，要成才。”
第一代企业家往往有大家长作风，事无巨细，很有人情味，所以当宗馥莉在娃哈哈强调科学、流程管理时，宗庆后颇有些抱怨。但他又很骄傲，“所有关于手表啊、消费啊，你们可以去问我女儿，她比我懂多了。”
对于刘畅来说，南方希望（新希望旗下非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头衔可能有些沉重，刘永好定下规矩，10年内她不在媒体曝光。他私下告诉《中国企业家》，“年轻人跟我们那一代的生活背景不一样，学习情况也不一样，视野也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要求下一代跟我们当初一样那么艰苦，那么拼……但是他们接受现代的意识，国际的思维，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在我们的采访中，汪小菲可能是个特例——他的祖上曾经富过（姥爷家是大栅栏的地主，奶奶家是开金矿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从腰缠万贯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但保留了一些生活讲究、礼仪、待客之道。我最大的财富是母亲给我的教育，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教育，没有让我误入歧途，对人生观、价值观有一种理解和正视。”
所以他说，“与其做自大的暴发户，宁愿做没落的贵族。”
“中国人讲三代为官才懂吃穿，时间、环境才能养成富人思维，到了三四代才好。”苏建诚本身是台湾“富三代”，“我父亲就是一个富二代，所以明白我的想法，不框我。为什么常说富不过三代？其中二代要负责，但是二代不起来，一代又要负很大责任。”
富N代的未来
经过30年的创富动荡，中国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财富传承，以及“从富到贵”的商业文明变迁的可能。五六十岁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逐渐变老，接近退休，二三十岁的“Y一代”（Generation Y）开始登场，崭露头角。
说到底，富二代们有自己的阴影、魔咒、悲哀和存活率，但就一个家族企业的发展史来说，他们也是绝对关键的一代。
在陈凌教授看来，富二代是“新的一代”，“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鲜事物，在中国断裂的商业史上没有先例。他们也承担着中国商业时代在柳传志、王石这代人退出之后的转型任务，无论是产业转型、管理模式的转型还是经营理念的转型。”
茅理翔也认为，“第二代还能够感受到第一代的奋斗，并且能够继承这种使命感，这些东西到了第三代又会淡化。二代承上启下，国外也是如此。”
当然，无须夸张接下来5到10年的密集换代，这不光是中国的现象，美国、欧洲、东南亚都在上演。时间洗涤一代，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会发挥作用。袁岳说，“大部分人都会找到自然的解决方案，不用过多担心。最大的可能是，将来富二代、富N代都是资产所有人、纯投资者，而不是经营者。”少年陈豪就说，“最坏的结果，我们也是合格的LP，手里都有大量资金，是风投拉拢的对象。”
但与代代相传、长子继承式的日本企业不同（如果接班不了就交由职业经理人），中国的换代并不一定子承父业，换代高峰也还没有到来——并不是说年龄不到，而是二代更多去做新的行业了，对父辈的继承更多在财富方面。
陈凌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民营企业有点像南方的榕树，主干挺拔，枝蔓挂下来落地生根，如果环境好，养料丰富，有可能某个分枝最后变成主干了。“好处是父辈培养了所有儿子的创业精神，每人都有一份家产，都有可能独立门户，成为下一波的掌门人。”
苏建诚则提出一个新概念：“M世代”。“将来他们都是M型（中产阶级）社会的人，是大起大落的一代，不是极度丧失就是极度富裕，要他们平稳过一生是很难的。”
总之，第一代人艰苦创业，第二代人玩着创业，这对他们是一场游戏。袁岳说，“不能寄望太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分化。总的来说，80后崛起的总量会比90后少。这一代人的特征就是和前后两代人的关联性不强，独，自我封闭。”
美国就有隔代传承的现象，比如福特二世（老福特的孙子）。陈凌称之为“查尔斯王子的悲剧”。“老一代不肯退休，孩子已经中年，其实没什么机会了，孙子倒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但三代人都必须回答同一个严峻的问题：“我是谁，我对‘革命事业’意味着什么？”
“下一代”是个永恒的话题。但出身豪门，年纪轻轻就有大笔财富，无疑充满风险。财富继承者塞耶·奇塔姆·威利斯就自剖心路历程，写了一本书《驶过财富的晦暗地带：给继承人的人生指导》。
10月份，我们离开慈溪的时候，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艰难时世。茅理翔说：“中国企业正在面临两大难题：如何应对宏观调控，还有如何接班。”
宏观调控每三四年来一次，而接班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石康认为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美国上世纪的20年代和70年代。他甚至说，这些富二代里迟早会出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的人物。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群人就会成为商业史、文化史记录和反思一个时代的最佳素材。但且不说盖茨比，这些人里会出现“下一个柳传志”、“下一个王石”吗？直到所有采访结束，也没有任何人敢下任何结论——包括他们自己。“富二代”三个字就像一个密码，一旦开启，则无人能预测其命运。
企业家“富二代”教育案例：
黄鸣：给女儿的一封信
管理太辛苦，做企业太难，我不希望将来我的女儿再像我一样胆颤心惊，如履薄冰
文 | 黄鸣
小雪：
因为你的出生，爸爸放弃了多年的出国梦；因为你的出生，爸爸放弃了学了十年的石油设备研究专业。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爸爸的生活和职业路径，能比你有这么大的改变作用。也许你会问我对这些放弃是否有一丝丝的后悔？不，没有，完全是心甘情愿。有了你，我不仅为有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儿而倍感自豪，并且至今还庆幸因为你而做的这些改变，无意间使我找到了一条对己对人、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人生道路。
然而多年艰苦创业的岁月，给我、给你和你的妈妈留下了许多弥补不了的遗憾。我不能像其他人家的爸爸那样陪伴你更多的时间。小雪，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在那些租来的小屋里，爸爸干那些很危险的车、铣、钳、焊、装、搬、运等有关太阳能设计制造的体力活，爸爸怕钢板铁器砸着你，怕焊接时溅出的火花伤了你的眼睛，就让你离我远一点。当如今你妈妈笑我因不停地念叨你而证明我近年老时，我怅然当年不能和你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天伦之乐。当你妈妈笑我看到人家三五岁小女孩就特别亲切时，我就想起你那么大时，正是我创业最忘我、最没法关照你的时候，你那么大时的印记既难忘又模糊。
尽管爸爸妈妈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且像其他不少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一样，犯了不少可笑的错误（你出国后曾给我们写信评说，国内父母多有拿孩子当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工具，我们身上也有此现象啊），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你成长期间不少的困惑和伤害，但我们庆幸的是，我和你妈妈陪你一起度过了你青春期的成长。经历了这么多，你仍然成长为我们善良、聪明、仁厚、孝顺、善解人意的女儿。虽然我们知道终有一天你会像小鸟到蓝天飞翔一样离开我们离开养育你的家，但当你真的出国时，我和你妈妈第一次有了与你的离别之痛。因为强烈的思念，爸爸回想起在一起生活时对你的种种“不好”，追悔莫及，写下了《父母教育孩子的二十个误区》，那些文章都是爸爸反思的结果。
很多人都希望我和你妈妈再要一个孩子，你也很豁达地劝我和你妈妈再要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但我和你的妈妈一直没这么做，不光是因为我们不能违反国家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而是因为有你，我们觉得我们家庭的爱很完美。另外从对你爱的“残缺”中我体会到，如果不能给孩子更多的爱，那只能给他们和自己留下更大的遗憾。而且，爸爸从来没有过重男轻女的思想，更没有家族企业相传的想法，所以也没有过为你要弟弟的念头。
我为你生在我们家而感到庆幸，你给我和你妈妈带来很多的快乐。你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家庭。你是女孩家，善良和低调，别人对你影响很小，也没有人像关心企业家族的男孩子那样，为将来的“富二代”和“接班”问题而烦恼你，这是你的幸运之处。我希望你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也许我不会留给你多少财产，爸爸的事业是国家的，企业是国家的，我不愿意把公司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来做——因为把一个现成的家业留给你，也许你反而不奋斗了，也许会因此让你失去独立的人格，失去一种生存的本能，失去周围人对你本人的判断，甚至失去正常人的生命经历，这也可能是爸爸想到的对不住你的地方，即使将来也许你有这个能力！这也是当时你喜欢经济学管理学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阻止了你，引导你学太阳能建筑，一方面希望你将来和我的事业联系紧密一些，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你作为接班人传承企业，因为管理太辛苦，做企业太难，我不希望将来我的女儿再像我一样胆颤心惊，如履薄冰。
女儿你长大了，不久的将来就会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对于你将来结婚成家的事，我们的态度是尽量尊重你的选择，当然也会做一些“参谋”。其实我们和你一样担心，不知道将来的那个“他”是爱你还是爱你背后的一些东西。我们希望你在专业上能学有所成，能因为自己的努力、自身的价值被人们接受并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不是因为其它，做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女性，这是爸爸和妈妈对你最大的期盼。
成长中的“富二代”案例：
梁冶中：“梁稳根的儿子不好做”
“父亲笼罩在我身上的光辉太大了，很难超越——但又必须超越——否则我算什么？”
文 | 本刊记者雷晓宇
从长沙市区开车到三一集团总部需要四十分钟，沿途经过“三一大道”和“三一路”，最后就能看到大片的厂房、办公楼和变形金刚一样的吊臂泵车，太阳一照，远处正在施工的脚手架变得刺眼。
这个商业王国还在扩张，而梁冶中要到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未来可能“不得不”继承它。
拧巴的小梁总
梁冶中是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独生儿子。2006年夏天，梁冶中从英国华威大学计算机管理专业毕业，进入三一集团工作，历任车间调度员、财务本部副总经理和团支部书记。他今年24岁，他的秘书和他同年，叫他“梁先生”。更多的人叫他“梁总”，要是梁稳根也在场，就叫他“小梁总”。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梁总。梁总，那是我爸。”他说，“可我也得用用这个身份。既定事实，改变不了它，就利用它。”
梁冶中现在使用的是爸爸以前的办公室。房间很大，挑高得有4米，但是有点空，办公家具也是老旧款式。他说有时候坐在这“觉得特紧张”，好在可以抽烟。桌上有他一周的日程表。这天是2008年8月21日，礼拜四，他上午有3个会，分别讨论财务本部的工作安排、近期外汇风险管理和未报废物资的处理。下午机动安排，可后来也被他爸拉去开会了。晚上接待《中国企业家》的记者。多亏有记者来，他才去了那家叫做“灵魂”的酒吧，聊了5个小时的天，还喝了3瓶红酒——这地方他两年没来过了。
不要说泡吧，他现在连游戏也很少玩了。“还打什么游戏呀，每天就是上班。上班，那可够呛的。”他甚至说，在三一这么一个重工企业，他每天两点一线，都很久没见着什么女孩儿了。桌上还有一张废纸，上面有些涂鸦和划得乱七八糟的字，只有六个字看得清楚：“开会，开会，开会。”
这样的生活，梁冶中已经过了两年了。以前他不是这样的。墙上有一张世界地图，他比划着告诉我们，上面有哪些国家他留学时都去玩过。刚工作的时候老失眠，梁冶中给自己安排过一次“往世界极东处”的旅行。路线是泰山-曲阜-海南-秦皇岛-天山-西安-都江堰和岳阳楼，结果半路到秦皇岛就接到他爸的电话，“说要开会，就回来了。”
直到现在，梁冶中还是经常失眠。“梁稳根的儿子不好做。”他说，“有时候觉得，他笼罩在我身上的光辉太大了，很难超越——但又必须超越——否则我算什么？”
减少的不只是玩乐时间。梁冶中喜欢赛车，有一辆黑色路虎和一辆改装车，可这爱好在和他爸的一番交谈后也放下了。“他说，一个男人到最后，看的是你说出的话是不是更深刻、更有道理，男人的成就在这里，而不是一些生活上的追求和兴奋感。”
梁冶中已经“被心甘情愿地拧巴成了不是韩寒的样子”。他和他爸一样，也长年住在简陋的公司宿舍里——只有这样才赶得及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他对物质享受也不怎么讲究。身上的西服虽然是G&H，英国名牌，但并不合身，是他到北京参加团代临时买的。手上有块欧米茄，不过他很乐意告诉大家，这表是他拿自己的工资买的。迄今为止，他见过的最多的现金是500万，却不及高中第一次“截获”一万块压岁钱的兴奋——“怎么花也花不完，也就是放学去吃吃肯德基。”
据说梁稳根是个除了工作没有个人生活，只爱好散步、爬山和开会的男人。现在，连梁冶中自己也意识到，他和他爸越来越像了。
“80后是选取的一代。我这两年一直在做选取。选取自己的价值观和要遵循的理念。或者说大一点，选取自己将来要走的路，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这条路。”
两年的工作经历并没有带给他现成的答案。不久前爷俩还有一番争论。按照原计划，梁冶中在回国工作两年之后将继续求学。父亲希望儿子在国内念MBA，儿子则举棋不定——想去清华北大看看，又想去美国，毕业之后就可以去很牛的公司工作——除了三一，他还没在别的公司干过。“说三一好，那都是人家告诉我的。”
不过最终还得要回来——梁冶中非常清楚。有时候他也跟秘书发发牢骚，说恨不得有个兄弟，宁可把企业让出去，自己也好减减压。不过这不过是半真半假的调侃罢了。他爸有一次也半真半假地说：“人家有的兄弟还争宠争权呢，我给你机会你还跟我发嗲。”
被安排的人生
作为一个接班人，梁冶中的人生是从2000年开始的。这一年，梁家在岳麓山边买了三千块一平米的别墅，16岁的梁冶中从乡下奶奶家搬到长沙念高中。从这一年开始，梁冶中被安排旁听公司的董事会。“16岁还好，我还知道9岁（就旁听）的呢。”他说，“后来留学的时候，每年寒暑假都回来，也没闲着，都在公司，就一件事，听会。”
“有的大企业开董事会，谁都得听着。可这里谁都可以打断董事长的话，谁都可以争论，谁都可以吵架。这么好的经营氛围和持久性的团队是我最羡慕我爸的地方。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跟老婆一起的时间都长。我也期望有这样的团队。”
当年，梁冶中倒是听得不烦，但也没当真。不过，8年以后，梁冶中体会到这项安排的好处。“我等于在进公司之前就接受了8年的战略思维培训，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举足轻重的。等到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步骤就可以省略了。”
人生的第二项安排发生在两年后。高三时，妈妈告诉他，家里打算送他到英国念书，半个月后启程。18岁，一觉醒来，他接受了“既成事实”。第二天，他告诉女朋友出国的消息。出国一年后，他们分手了。“反正我也不是善于规划自己的人。我生活里每一次变化都是被安排的。这有什么遗憾和不满的？就这么过呗。”他说，“反正我也扛不过我爸，因为他说的后来都被证明是对的，我不能自己骗自己呀。”
他坦言，“我这人没有明显的叛逆期。我自己的意识和兴趣始终没有挖掘出来，都是我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当然我也想过别的选择，可我体育不好，不会画画，也唱不好歌，我能干什么去呀？我不跟家里较劲。你说私奔，能奔哪去呀？”
在恋爱这件事情上，梁冶中的宿命感尤其强烈。他后来还有过几次恋爱，不过都没有下文。他喜欢看帝王题材的电视剧，每每觉得家里是在“选太子妃”，“他们不在意你身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意这女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孙子。就好像康熙选择雍正是因为乾隆一样。”他说，“这对于一个家族企业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特别理解……但是有的感情就像水晶那样纯洁，你真不忍心打破它。”
其实梁稳根挺为儿子的恋爱问题着急的。有传言说，他曾经放话，有谁能给儿子介绍个靠谱的女朋友，奖励100万人民币。
他也曾经很严肃地找儿子谈话，说你找女朋友积极一点嘛。儿子就很委屈，说，“我怎么积极啊，一次整俩？”
有时候儿子看到爸爸的白头发，“也特别想结婚成家，早点把这问题解决了”。但“代沟是信息不对称和价值观不对称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好说，我一解释他们就能明白，也是过来人，知道现在谈恋爱不是他们过去搞对象的概念了。可是价值观就不好说了，很难让他们明白恋爱和结婚不是一回事。”
白天，梁冶中说他坦然接受父亲的塑造。“谁的价值观又不是被父母塑造的呢？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概念：一个做大事的人，要判断的是一个事情对你的好坏，而不是你喜不喜欢它。要服从大目标，很多个性就必须被打磨掉。”
到了晚上，在酒吧里，他喝了些红酒，看着窗外的夜幕说：“我压抑过、郁闷过、彷徨过、难受过，但是我的选择一直都是慢慢地去接受它，而不是挣脱它。这是一个彷徨的过程，我现在还是在这个过程中。”说到底，他别无选择。“我的人生是被别人左右的，所以我的压力不是来自自己，是来自别人的期望。这种压力是我的宿命。”
“别人”不只是父亲。梁稳根手下的“八大金刚”，都是看着梁冶中长大的。“现在，他们也都在看着我。”梁冶中说。
在他的办公桌上，除了一份合同和一份拆分计划，还有一张家庭合影：梁冶中坐中间，左边是他妈妈，右边是他爸爸。这是去年夏天他的23岁生日宴会，一家人吃了顿饭，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的爱人李阿姨给拍了这张照片。这也是一家三口多年来惟一的合影。
“帝王之子”的困惑：一个“富二代”的自白
我对他们那一代的理解有个过程：从觉得很神奇，到觉得也就那样，到觉得真是不容易。等到我自己亲手来做，才知道那是一种非常人的睿智
口述 | 梁冶中
为什么说父亲的决策一直对我影响很大呢？是因为真觉得以后对我有帮助。我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他给我传承的一些东西，而且还老是在回味。
中考的时候，我没考上全省最好的学校。这可被我爸逮着机会了。他说，你必须暑假在岳麓山上给我做一个月的和尚。我也没办法，理亏，就在庙里背了一个月的古文诗词。这段经历我受益匪浅。《长恨歌》、《琵琶行》、《古文观止》，都是那时候背的。现在还记得“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还有一句我挺喜欢的，“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我的QQ网名就叫“行宫月”。
他是那种有话放在心里、特别“中国式”的父亲。他从来不会当众表扬我，不说我坏话就不错了——只有一次，我刚去英国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讨论“为什么中国人不像欧美人那样善于制造偶像、尊重信仰”。后来我知道，我爸在董事会上宣读了那封信，可能很兴奋，觉得儿子开始琢磨事儿了。
其实我最想得到的就是他的认可。一方面，他是我尊敬的人，也是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可的人。另一方面，要得到他的认可真是太难了。
有时候，我会给他写信——手写的信，不是E-Mail。就最近，我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觉得自己是“帝王之子”——帝王，我爸有这气势。
小时候，我很少见到他。一个星期能见一面吧，到了高中可能一个月见一面。反正自个有自个的事儿，他懒得理我，我也懒得理他。留学的时候，能两个月给他打个电话就不错了。唐总他们老劝我说，兔崽子，多给你爸打打电话呀。回国后，我俩基本天天都能见面，但从来都是这样的开场白：“爸，我觉得我最近有点问题。”然后两人就坐下来，有事说事。总之，从来都是说大事、工作上的事，生活从来不谈，绝对不会说。
最近，因为开始了解他，我开始崇拜他了。其实我一直在试图理解他。我对他们那一代的理解有个过程：从觉得很神奇，到觉得也就那样，到觉得真是不容易。等到我自己亲手来做，才知道那是一种非常人的睿智。
他有超乎寻常的自制力，简直不可思议。上大学时我看了很多名人传记，觉得只有林肯有点像他。林肯为了理想不断地暗示自己，自己就是做这个事儿的。当暗示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变成下意识和条件反射了。这是一种强大的意志力，我爸也是这样。按他的解释，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有一种极其伟大的信念和理想，觉得这就是他人生的最终价值。有了这个以后，他能够让所有的事情服从于这个目标。他对于自己的追求简直有一种膜拜。
时间长了，我和他的共同点越来越多，甚至有点心灵相通的意思。前几天我爸还劝我，不要老和朋友混一块儿。我就问他，你自己不也这样吗？你不也老和那些老朋友在一起？他一想也是。我们都不喜欢去论坛，不喜欢跟同行一起混。还有一次，我感叹那些没日没夜工作的人，我觉得一天就花几小时工作，只要效率高就可以了。我爸说，哎对，我也是这样。
眼下，我跟他只有学的份儿——哪有没谈过多少恋爱就自称情圣的？但现在我也会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在车间工作一年以后，我觉得三一的管理方式太粗糙，跟他提过好几次，要注重信息化、量化管理，毕竟三一今后不只是要跟徐工竞争，还要跟世界竞争。他就老反问我：你怎么变成个量化主义者了？
他身上也有些东西是我不会去学的——他不顾家。老爹长年在外头蹿来蹿去的，觉得有些事情妈妈做得是理所当然的……话说回来，谁的妻子好做呀？哪个成功人的妻子不受了很多委屈呀？
有时候我看电视剧，我不看《金婚》，不看《奋斗》，看了也是添堵。我喜欢看帝王题材的——康乾盛世，雍正起个过渡作用。我们第二代也是这样，得要承上启下。雍正看起来是继承康熙，但其实他也做了一些改变。我觉得我也得做些改变——我想过在三一做些创业的事情，不过那也是我深造之后的事情了。
汪小菲：还没轮到“富二代”上场
“富二代”对于汪小菲来说根本是个伪命题；他是我们接触到的“最接近第一代的第二代”
文 | 本刊记者雷晓宇
电梯门像舞台幕布一样缓缓左右分开，汪小菲出现在我面前。
兰会所的灯光比传说中还更昏暗些。他跟我打了个招呼，但是姿势，不，POSE，没有任何变化。他站着不动，穿得像个男模，双臂抱胸，若有所思。他身后隐约是海藻一样纠缠的电线、摄影灯、堆作一团的衣裳，还有摄影师和面无表情的模特，不时发出一阵尖叫。
对于一个差点进入时尚圈、可最后还是帮着打理家族生意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个不错的亮相。后来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时装发布会在借用外滩兰会所。“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汪小菲说，“当年侥幸没有学时尚，中国的时尚行业还很落后，得有一段路。”
汪小菲算是个出名的陌生人。他有一个顺理成章的成长路径：15岁出国留学（8年），2004年回国，进入母亲张兰执掌的俏江南集团，负责兰会所的开发、设计和施工。现在，北京和上海的两家兰会所就是他的事业和舞台。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中途从学设计到酒店管理的转变。“不过是赶巧，家里正好开了个俏江南。”
现在，汪小菲觉得这次选择是他人生觉醒的标志之一：“如果这是父亲的事业，我今天也不会在这儿，可能想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因为这是我妈，所以我有一种男人的责任感，我得帮她。”
几年来，很多时尚杂志上都有这样的母子合影：张兰和汪小菲站在一起，身体语言并不多么亲密，但是发型和衣着肯定很相配。算一算，这对母子仅差17岁，朝夕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不过就汪小菲回国后这四年。有时候两人出差，大概一礼拜见一次面。有时候母子俩会上火，“因为女人年纪大了容易着急，这么大个企业也得要面子。”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倒是很享受那种“经历了摩擦，即将要失去”的感觉。他从小就是让父母“省心”的孩子，没早恋，成绩不错，也就打打架而已，“家里从小不护着我，也没人盯着我”。就算现在，张兰也不过问汪小菲的恋爱问题，“这事我有时候还得说说她呢……”
媒体从未提到的故事是：父母离异对一个80后小孩的成长有什么影响？“我和别的小孩不一样，从来没什么叛逆期。就算他们离异我也没不高兴，也没要死要活，相反我还特高兴。我一想，你俩高兴我就高兴，你们高兴了，我还掺和什么呀？”
他第一次说到了自己的父亲。“他1984年就第一波下海了，从做豆腐开始，后来又承包大型农场。”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问，你们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汪小菲的答案是“我要经商，我还要买辆大奔SEL560”。他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营业执照，“注册资金40万，我觉得是天价了。”还有，父亲也是“一有条件就买车”，从马自达再到皇冠。
“这是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所以我后来出国、经商，但从没觉得自己的人生是被安排的，应该是被影响的。”
尽管如此，母亲显然会在汪小菲的人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05年夏天，张兰带着汪小菲参加了一次慈善晚宴，花38万人民币买下了全场最后一件拍品，成为当晚的“标后”——这算是汪小菲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以后，大家都知道张兰有这么一个儿子，接着也知道他在俏江南旗下做一个兰会所项目，他花大价钱（1200万）请了最大牌的设计师，想要把兰会所做成中国上流社会的时尚交际场。
汪小菲并无商业经验。一开始，他就在母亲身边，“看着”。“瞎闯，也犯错，有家店被人蒙了，合同出过问题。”但是他很清楚跟母亲的互补。“她擅长运营，我运营不强，但是有语言和设计优势，我在跟人打交道和做市场上比较强，所以她也没太对我操心。”
到他操持兰会所的时候，张兰给了两个建议。第一，一定要看数据。“光看营业额不行，还得看成本、采购和库房。”第二，如果一个企业内部管理好的话，肯定不愁没生意。
2008年5月，第二家兰会所在上海广东路外滩开幕。4个月后，汪小菲就坐在一楼的吸烟室里接受我们的采访。为了这家新会所，汪小菲半年来几乎每周都要飞上海。他并不列席俏江南的董事会，“现在我就是管兰会所这两家店。”最近两个月，他建立了自己的管理团队，包括CEO、CFO和VP。最叫他得意的是，CEO是靳羽西介绍给他的。
羽西不是汪小菲惟一的企业家朋友。他是我们接触到的“最接近第一代的第二代”。张兰有时候感慨，她现在出差去新加坡、法国，人家第一次见她，往往开场白是“我认识你儿子”。“说实在的，现在都是我带她出去引荐人。”
汪小菲跟冯仑很熟，“挺有得聊，在男人的问题上能沟通”。“有时候组建大规模的项目（汪小菲和喜达屋准备在天津合作开酒店），我得咨询他，让他给我讲讲。”王石算他的“老大哥”。他们一起爬山聊天，“都不用说你给我介绍个人，或者问这事你怎么管的，光言行举止就能学到很多东西。”他把王中磊引为知己，经常一起喝酒——“他哥哥很成功，但是后来的市场都是他做起来的。这和我在公司扮演的角色很相似。”
对于这些商业前辈，汪小菲当然十分佩服。“他们这一代，一开始是一帮人逮着个机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做起来了。但是能从一个不正规的市场把公司做上市，做成一个现代化的企业，这非常不容易。能从那个年代延续到现在的，都是真正大彻大悟的人。”
相反，也因此，对于自己的同辈，他多少有些瞧不上。他甚至非常排斥“富二代”这个词，并差点因为这个措辞而拒绝采访。他从不跟“所谓的80后俱乐部”扎堆。在他看来，生活圈子和年龄无关，并且，“不是说你家里有个企业，咱俩就得是好朋友，没劲。”
也许，“富二代”对于汪小菲来说根本是个伪命题。他不觉得第二代就一定比第一代更现代。“上一辈也现代，朱新礼72个亿一下子就卖了，可能就去做投资了。”所谓的压力、孤独、不被理解也很虚妄。“有的年轻人老嫌别人农民，可他自己动手去做做，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做就完蛋，赔得更惨。”很可能，这群人里面女的比男的更成器。“比如香港连卡佛的Jennifer，她就很有韧性，了不起。”
他甚至说：“我不认为我们未来的经济会依赖这些第二代的企业家，未来的大企业董事长也不会出在这些人里面。未来的中流砥柱会是现在企业的二把手、三把手，尤其是VP。企业家对他的VP更加信任——而不是他的子女。至于这些第二代企业家的成长，要等到他们40多岁的时候，还得20多年呢。”
他建议“富二代”们多向企业的高管学习，而不是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非要接班的话。“从小你对你父亲肯定是最了解的，已经不可能有什么火花了。相反，不要认为那些高管太保守是老一代，要多跟他们交流。”
最终，“富二代是历史发展中的问题。”汪小菲真正羡慕的，是国外那些大奢侈品家族企业继承人——“这些第五代、第六代企业家，根本不用去看报表，他们要做的是市场营销，并且游刃有余。他们就是全球的大社交家。”
顼世栋：一边创业，一边崇拜父亲
假使他这辈子没有出生在顼家，没有做企业，他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很可能还会是尼采的信徒
文 | 本刊记者雷晓宇
一走进去，有股刺鼻的烟草味，顼世栋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坐在缭绕的烟雾里抽雪茄。看到我们，他竟然像个偷偷抽大麻被发现的孩子，表现得慌乱又腼腆。
顼世栋不是一个普通的创业者。除了凯安斯服装公司Q&X董事长的头衔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东华纺织集团董事长顼同保的儿子。
两年前，顼世栋从伦敦大学辍学，开始创业。他爸借了他200万人民币的注册资金，说：“赔了我替你还，就当交学费，赚了可要还我。”当时，小顼的想法很简单，“做代工没前途，还不如自己做牌子”。他也没做市场调研，招了5个大学生就开始干。4个月后，他们在沪宁线上开了5家店，销售款式入时的男装T恤、羊毛衫和牛仔裤。如今，Q&X服装在全国有超过100家专柜，“今年的销售额将超过8000万。”
他和他爸都很高兴，因为牌子里的“X”就是“顼”的意思，那可是他们共同的姓氏。顼世栋还有个哥哥，叫顼栋，在加拿大念书，准备回国进花旗银行工作。“这工作还是我给安排的呢。”顼世栋说，“其实我挺希望我哥去管我爸那一摊的，我做我自己的企业。我不希望守业，因为守业比创业更难。”
也许在英国看过太多的落魄贵族，“要靠出租祖传的城堡来挣钱”，顼世栋无意接班。“第一，这个业务（顶呱呱彩棉）不是我追求的。如果我来接班的话，那我只是看中资金流和客户关系，对它的业务我要进行全面的转型。第二，它目前的人力资源也不一定是我喜欢的。如果我去接，很可能我会把资金流抽出来，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其实不是接班，还会跟我爸起冲突。”
顼世栋今年23岁。这几天，鼻子上长了个红亮的上火泡。他解嘲说：“这是发育不成熟的表现。”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刚到英国念书，也开始考虑买房子结婚的事。
就算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顼世栋也觉得接班是两可的事情。“不需要他来接班。他愿意接就接。其实所谓商业王国，那是很虚拟的东西，有一天人都不在了，要那个干吗？我老爸对这东西就特别不在乎。对我俩都特别不在乎。”
话虽这么说，其实顼世栋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很大。他形容自己的童年就是“从一个棉花堆跳进另外一个棉花堆”。父亲常常半夜才敲门回家，也常常带着他出差。小学一年级，班主任问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做企业家”。他喜欢打乒乓球，父亲带他逛商场，故意拍着桌子：“这个是红双喜的，得几千块，不会赚钱你就买不着，懂吗？”
至少，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充沛的精力：每天跑三个城市，见五个供应商。采访的头天晚上，他刚从广东回到上海，忙到凌晨两点才睡，早上九点准时上班。妈妈看着儿子这么累，很不忍心，常劝他说，我给你几百万，你把公司卖掉，轻轻松松做投资去。其实顼世栋觉得自己的性格很适合投资，不过目前他就还是坚持“要把做实业先体验一圈再说”。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父亲肯定是顼世栋最现成的模仿对象。他觉得父亲“很厉害”，甚至有点崇拜，老跟着父亲出去见人、参加各种论坛。他买了本《福布斯中国大陆50富豪排行榜》，“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但是绝大多数人现在都很悲惨。所以，没有模式可以参照。看了那么多人以后，我发现真正成功的人是起起落落的，而不是一直往上升的。如果一直往上升的话，他会跌得很惨。”
创业以来，顼世栋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挫折是在2007年4月。他正准备把公司从常州搬到上海，花了500万去注册。两个月过去了，还没注册下来。生产商和供货商找上门来，继续投产需要1000万。“很着急，我有这么大一个缺口。”但他并没有求助于父亲。“我不想通过他。包括现在，也基本上没有通过他这方面。”
6月，他和朋友去了一趟西藏。“当时压力很大，人很浮躁。”他们找了一个藏传佛教大师陪着，一路教他们如何“静心”。他们在梅里雪山对面静坐。结果，“静心”到一半的时候，他们亲眼看到了对面雪山上的一场雪崩。几乎同时，顼世栋收到了一条来自IDG的短信，说：今天给你打了几百万过去，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你先应付着。
这个插曲仍与父亲有关。IDG原来有意投资东华纺织，后来却跟顼世栋谈了一个1000万的投资计划。他去西藏时“已经谈得差不多，但是并没有签协议”，IDG为何会在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先汇款给他？很难说这背后有没有父亲的煞费苦心。
在这次风波过后，顼世栋对父亲又多了一些尊敬和理解。“以前，我觉得像他那样花时间和政界打交道特别没有必要。但是企业做大之后，就涉及到很多政府关系，交税啊、买地皮啊、盖厂房啊，都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也会主动去找税务局和招商办。没办法，这是商业游戏规则，哪儿都一样。”
现在，顼世栋一两个月回趟常州，跟父亲聊聊天。他已经感受到跟父亲那一代的差别——“他们特别好面子，营业额就是他们的面子。没有面子，政府关系、银行贷款，很多事情都不好做。我一开始也是咋咋呼呼一副企业家的样子，可后来还是觉得，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就行了。”2008年顼世栋只接受了两次采访，一个《中国企业家》，一个《男人装》。
和上一代相比，他有着“富二代”和80后那种轻松的游戏精神。前几天，他跟着一个叫“白玫瑰”的团体去郊区打野战，好玩极了。对他来说，商场的竞争跟打CS也没什么区别，不过都是对个人智慧和意志的挑战罢了。
时间长了，顼世栋甚至会给父亲提点建议。最近他们常聊的是东华集团的转型问题：从出口到内销、从传统经济到“后现代经济”（这是顼世栋新“发明”的词）。最近，他陪着他爸看了好几家污水处理厂和农业公司。
在看过尼采的《偶像的黄昏》以后，顼世栋已经没有商业偶像了，并且对于成功，他开始抱有一种危机感。“看我父亲，他的资产虽然有好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但是这个东西我感觉并不是特别实在——他所有的资产全部在企业里面，这个企业是社会共有的，而不是他的。你作为一个董事长，花的钱可能还没有上市公司CEO花的钱多。如果不是消耗品的话，赚了干吗呢？只要我活着快乐、健康，不要这些。”
一边看《2008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一边看《易经》。一边抽雪茄，一边喝普洱茶。一边看尼采，一边看国学。顼世栋承认自己有分裂的两面。“我是一边做事一边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如果光做企业，我会人格分裂的。尼采说过一句话：你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你，是建立在你不了解自己的基础之上的。我就不太了解我自己……”
假使他这辈子没有出生在顼家，没有做企业，他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看样子，很可能还会是尼采的信徒。
［文化分析］不需要奋斗的一代
中国的社会阶层正在快速分化，同时经历着美国的20年代和70年代
口述 | 石康
《奋斗》播出以后，我做了一段80后的社调。他们都比较叛逆，能力很强，独立，还没怎么样呢就拥有了一切；没有什么父辈的阴影，父母对他们都挺放心的。至于说孤独、郁闷、宿命感，那是孤独型普遍的人格。
其实我接触的都是一些中上层家庭的小孩，父母身家几千万或者上亿的，再往上的我就见不着了。他们的素质我觉得我这一代人都挺难想像的：败家子很少，教育程度高，学的东西很多（都有家教），也很专业，有的钢琴十级，比如冰球，十二三岁就去国外打比赛，我小时候知道去什刹海溜冰就不错了。
他们都没什么文化，很少读书，但是很善于理财，家长一高兴了奖励他十万块钱，他就知道怎么打理。他们也比我这代人有安全感多了，有自己的主意，想干嘛就去干嘛。这些富家子并不娇纵，也有打工的，很会为别人着想，还想把学费还给父母，很有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这跟他们在国外长大有关。即使有败家子或混的人，他们也不会看不上，比我这一代人更宽容。
《了不起的盖茨比》（描写美国20世纪20年代财富悲剧的著名小说）说，“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好条件的确重要，有了好条件，你从小就比较会关心人，交流能力强，心态更开放。
这些孩子平时在国外，假期打工或者游欧洲，回北京都住在顺义的别墅。社会阶层分野正在慢慢形成。
对于《奋斗》，他们没有特别推崇或者认同的人物，因为陆涛、米莱都是假的，特别假，只是把一类人的品质极端化了——这样才好看，真实的东西没人看。他们受打动的是朋友情，还有女孩的关系这些。
中国的社会阶层正在快速分化，同时经历着美国的20年代（暴富）和70年代（中产），部分还很超前。靠着高干父亲有权的不说，纯粹因为父母勤劳致富的，子女还是跟原来的环境有联系。西方70年代嬉皮士运动，中产阶级兴起，但是中国很奇怪，上层社会还没有稳定，中产阶级就开始了。没有上层社会，时尚就取而代之，什么波西米亚风，这个风那个风，简直横扫人群，但是时尚能不能传承很难说，因为时尚的发源和创造力不在中国。
总有一天，中国会出现“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人，《兔子富了》（厄普代克“中产阶级四部曲”）这样的人，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刀锋》这样的人。人会变得更有个性，他们有了很好的生活，但是会开始质疑生活的意义，觉得没意义。
但在中国正经历的这个时代里，富二代会扮演什么角色？现在还不好判断，他们还处于模仿阶段。但是只有有创造力、话语权、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人才能扮演角色。
说到教育，提一下西方的“常春藤模式”。像牛津、剑桥、伊顿公学，它们都有一个严密的系统，有自己的集会和俱乐部，这是一个精英圈子。当然不等于你进了哈佛就能成功，哈佛也是99%的人陪着1%的人读书呢，但是你更有可能被发现——你还要且被筛呢，这是一个布朗运动式的不断发现并使个人的能力为公共生活做出贡献的筛选机制。但中国到1900年才有大学，和外国整个社会系统不一样。你要少出力，也很自在，有点小资，可以苦中作乐，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在一两百年内很难消失。
中国人老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才进入公共生活。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创造、冒险、发现、完善机制的过程。中国是封建社会转过来的，更加封闭，自己小日子过好了就行——即使这些富人家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