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指数之间所形成的“剪刀差”现象在继续扩大：CPI出乎意料地跌到4.9%，达到了近14个月的新低水平，离政府所期待的最优目标4.8%只差千分之一，确实令人欣慰。但是，另一方面，PPI在周边要素市场价格跳水的情况下还依然坚挺，达到了10.1%的高位，创下了12年来的新高。面对这“一对”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分析它的成因、影响和未来的走势对我们的决策判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剪刀差”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也是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剪刀差”突出反映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与外部环境冲击的“合成效应”。正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组合拳的应对措施和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变化，使我们看到，国内农产品价格出现了较为强劲的回落现象。由于农产品价格在CPI构成中的主导地位，所以，它的显著“逆转”让我们最初对4.8%目标值的实现的担心和焦虑，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为此，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绩效也得到了海外学界的高度评价。
其次，统计上的翘尾现象也是“剪刀差”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CPI较早地进入上升通道，而PPI则出现明显的滞后现象，这就使得通胀率计算的参照值有明显的高低不等。但是，如果目前农产品和原油价格等回落的趋势能够保持下去，那么，从统计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判断，今后“剪刀差”的现象会不断收敛。
第三，两个指数商品篮子的构成和计算通胀率所采用的权重比例，差异性十分明显，这也使得今后“剪刀差”现象的变化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在CPI中，农产品价格的走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只要我们能坚持三农发展政策，保证农产品自给自足，同时也再不会遭遇到像过去雪灾和地震等特大的自然灾害，那么，CPI的回落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PPI中工业生产的要素价格占主导地位，而中国在很多工业生产要素产品方面对外依存度较高，或缺乏定价权，因此，PPI的未来走势取决于国际市场上要素价格的变化。另外，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扩大，需要保证工业生产继续稳健的增长，这对工业生产要素的需求就不会出现明显的回落，除非，世界经济的疲软也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走势，从而由于我们自己需求的减少才会带来PPI明显的回落。而PPI的下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构成经济增长的因素，它可能恰恰是反映了经济增长放慢的结果。
笔者认为，应对“剪刀差”的未来走势和有效的应对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随着世界经济的放缓和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日益显现，“剪刀差”必然会不断向下收敛。但是，这不能完全表明是我们完善的市场机制“吸收”和“调整”的结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轮输入性的通胀事实上弱化了市场的竞争机制。比如，在这一阶段的冲击和调整中，弱势群体的受害程度要高于财富能力强势的群体。一些民间经济活跃的发展地区、一些缓解中国就业压力和推动市场竞争活力的中小企业却失去了竞争和昔日的活力，有些地区的贫富分化问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另外，中国灰色的金融体系的膨胀也在控制通胀的货币紧缩环境中越来越严重，以致带来法律无法保障的信用危机问题。
其次，“剪刀差”问题，更向政府显示了“有保有压”地推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CPI持续回落也并不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要推动内需增长的工作，还需要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三农政策的合理化及有效地推行，劳动市场准入壁垒的铲除，政府财政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强化等方面，要不断做出实效，这样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才会明显减少，消费愿望才会日益增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压力也会显著缓解，而我国企业的利润也不会受到世界经济向下调整的负面影响，于是，在全社会盈利能力健康向上的态势中，抓紧时机进行价格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产生利大于弊的社会效果，而且使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时间”都变得越来越宽阔。另一方面，PPI上升，提醒我们在成本上升的格局下，非价格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流程的构成将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政府要积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要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度保证。否则，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因为上述的缺陷而不能够及时和适时地调整过来的话，那么，东亚危机和近期越南危机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第三，“剪刀差”问题看似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毫无关系，但是，要注意到，正是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造成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进入了国际要素市场，导致了工业用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飙升，从而拖累了以贸易和制造发展治国的东亚经济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另一方面，作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因为没有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所以承受国际市场金融动荡的能力十分羸弱。比如，因为金融市场发展的落后，市场价格的定价能力就屈服于成熟市场，他们的高企带动不了我们的上升，他们的下调反而激化了我们市场的跳水，这种状态造成了投资者财富效应严重受损，消费愿望进一步下挫。另外，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通过培育创新能力来开发可持续的新兴产业的企业成长，更需要健全和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来扶持，否则，我们没有自己优秀的风险投资家、富有远见的机构投资者，就培养不出或留不住一流的创业家、企业家和营销家，就不可能靠他们在中国推动我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外向依存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样就会制约政府的价格改革的能力发挥，就会约束全社会承受通胀风险的能力。当然，更为重要，也是最近不断引起注意的是，即使我们能够承受价格管理或放开的成本，依然能够靠我们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优势，继续创造不断庞大的外汇财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管理外汇资产的优秀人才和驾驭国际金融市场资产价格跌宕起伏的丰富经验，所以，用我们全民的勤劳和智慧所创造的财富（美元标价）就会因为美国经济的下挫和美国政府不得体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而大幅缩水。而且，另一方面，外向型经济对内所造成的外汇占款，又会使得我们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压力越来越严重，这也导致了我们政府对要素价格的改革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因此，提高全社会面对通胀风险的冲击能力，以利于(要素)价格市场化的大步推进，就需要我们大力和加快发展目前还十分脆弱的金融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