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早期民营企业在发展上是畸形的，这背后反映的是文化问题。
有策略性地走国际化道路，是唯一出路。
近两年国内的行业巨头们就没消停过，近在眼前的就有几家：4月份SEB并购苏泊尔最终获得商务部批准；9月份可口可乐宣布收购汇源；紧随其后曝出三鹿毒奶粉事件；而2007年霸占我们视线的则是两桩发生在老冤家间的争斗：达能与娃哈哈的纷争闹得沸沸扬扬，国美、苏宁抢夺大中也是硝烟四起。
这些行业巨头们是怎么了？刚刚在消费者心中站稳脚跟，这一系列事件又让国人对“国产”二字产生怀疑。他们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成长天花板？他们又为什么会遭遇天花板？
曾经为汇源做过管理培训，并对可口可乐管理有一定研究的锡恩咨询首席顾问姜汝祥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民企问题爆发不是偶然 初期野蛮成长导致问题集中爆发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近一年来包括汇源在内的很多民营企业，在被普遍认为发展势头不错的情况下选择被外资收购，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姜汝祥：汇源事件还有三鹿事件，表面上看它们没什么联系，但是从逻辑上看它们是有联系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与它们一贯的成长方式与经营方式有关，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如果今后还有其它企业出现类似的情况其实一点都不稀奇。
当一家民营公司在规模小的时候，它的约束力是市场。为了求发展，快速占领市场，它们就会用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为了达到某种结果可以牺牲过程和制度上的约束、道德上的负罪感，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方式。当企业真的发展大了，就会发现以前的那种发展方式和大公司不吻合。成熟的、持久的企业把公司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会重视制度、企业的价值观、法律等。
民营企业遭遇成长天花板 背后因素是文化
DT:您刚才提到早期民营企业在发展上是畸形的，这就是朱新礼决定把汇源卖给可口可乐的原因？
姜汝祥：这背后反映的是文化问题，不是朱新礼个人的问题，应该是一代人付出的代价，中国从农业为主的社会迈向现代化社会，第一代人一定是先烈，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DT：背后的文化是如何影响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作出决策的？
姜汝祥：我们把企业比喻成一个孩子，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待孩子的观念不一样，中国人把孩子当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自己就可以长盛不衰了，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那死了怎么办？寄托在孩子身上。西方的观点是上帝创造孩子，长大了就要让他独立，孩子与家长是平等的，孩子不能榨取家长。
东西方的冲突还体现在做事情的归属感上，为什么做一家公司？在中国，做企业与农民种地的道理是一样的。过去一个人到底有多少能力就靠土地衡量，地越多人的本事越大，现在就是做企业，企业能做多大、赚多少钱就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问题，钱赚得足够多时，一些企业家、创业者发现自己没有幸福感了。
因为钱和企业规模是有形的东西，没得到的时候很想要，得到之后他们会突然发现没价值、没意思了。反而这时候创业过程中所有的累和苦都冒出来，然后他们就会放弃经营企业而去信佛、隐居、学书法，开始修炼人文思想，他们觉得这些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而西方企业家认为，基督教讲人生下来就有罪，想赎罪就要创造更多的财富服务社会，捐给教堂，这样就可以上天堂，做的事情越多，对社会贡献越大，就会在天堂得到更好的位置，这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比尔??盖茨可以把所有财产捐给慈善机构，但是他绝对不会放弃微软对市场的垄断，赚钱和服务社会一点也不矛盾。
中国企业家赚钱和成就感就有矛盾，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就对人生看淡了，这跟文化有关系，是中国企业家必须过的一个坎。
如何把企业家的成就感和企业对应起来，这不仅是文化问题，也与社会环境有关。人们对挣钱最多的人尊重，其实是尊重钱而不是人，中国的社会并不尊重企业家。
DT：传统文化影响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那么他们个人的文化背景与观念对企业的影响又有多大？
姜汝祥：当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决定企业能不能成为百年老店的关键因素不是钱，而是创始人的价值观，和对人生理念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你会发现我们第一代企业家先天不足。你不能说他们不优秀，甚至他们的做法我们都可以理解，是很值得尊敬的。
现在我所接触的大部分企业家都知道存在问题，做企业是马拉松不是百米赛跑，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了第一名，但是如何跑一两百年？
汇源卖不卖掉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创业者怎么持续他的公司？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把企业当成了自我价值判断的唯一源泉，从心理学上讲是一种依赖，到一定程度就会顶不住。
DT：目前第一代民营企业的状况是怎样的？可以分为哪几类？
姜汝祥：最多的一类就是汇源这种，他们的发展结果不一定是卖，可能是交给儿子然后把企业做垮了，或者是自我膨胀企业自然倒闭，但是这背后的原因都是不具备让企业更上层楼的能力。
第二类是以柳传志、李东生为代表，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所以在布局未来时不断地调整自己。联想、华为、TCL这批企业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跟汇源不一样，即不再是机会主义者，开始为未来奋斗，在过程中不断超越。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是有策略地走国际化道路，这才是唯一的出路，才能解决第一代企业家的死胡同问题。从社会学上讲，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开放，就是走出去或者让国外的人才进来，打掉陈腐，所以这就是联想的伟大之处。
第三类是以万科的王石为代表，虽然业务和做法是国内的，但是这批人在观念上比较早地走向开放，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打开了眼界。
70后企业家自然成长 破除民营企业成长天花板
DT：如何改变民营企业的“天花板”问题，扭转这一局势？
姜汝祥：其实现在有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已经很国际化，这批创业者也很年轻，都是10年前毕业的大学生，也就是70后的这一批企业家，他们就很不错。
通过与他们接触我发现第一代企业家做不到的觉得很困难的，到70后企业家这里就没有形成问题。他们在做企业的过程中，已经把企业和人生看得很清楚，不会像第一代企业家，为了做企业身家性命都不要，70后企业家会把个人生活看得很重，一定会在做企业的同时享受家庭幸福，企业越做越大他可以退下来，但是企业照常运行，这才是企业正常的发展方式。
DT：除了新老交替外，有没有可能在制度上跨越第一代企业家个人的问题？
姜汝祥：这很难，中国企业家大部分超越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样太痛苦了，自己辛苦创立的企业，结果交给从外面找来的职业经理人而把自己晾在一边，这是他心理上无法接受的。在民营企业要做制度化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我个人觉得是用自然的代替来完成，等第一代创业者退出，70后、80后上来了才能解决，观念变革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持有旧观念的人不在了。
可能老一代做得很苦，但是70后这一批做企业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目前一批中小企业，他们非常有希望，在如何建设企业制度化、如何建立团队、如何做企业文化等方面，他们做得比现在的行业领头羊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