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移花接木的原由
张维迎自称提出了双轨制，绝非空穴来风。据张维迎自己介绍，他在一直没搬家的茅于轼老师家中，“庆幸”地找到他在莫干山会前那份“专家建议”的油印稿原件。其中他提到“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办法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张维迎前不久刚把这篇文章扫描给了徐景安，说服徐承认他才是双轨制的最早提出者。
既然现在张维迎说他早在莫干山会以前就写文章，全面论述双轨制，并带着文章上山，他为什么在莫干山会上不提双轨制？或者别人提出后拿出自己的文章当众宣示，让与会者包括会后他加盟的体改所的众多同事和领导们当场信服，要等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拿着一个几乎没有人见过和听说过的扫描文件去各处费力地说服别人呢？
首先，莫干山会议上进行的并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的争论，而是放和调的争论，而张维迎是高调的市场化放派，坚决反对调。
本来张维迎的长文还提到一次调，说可以“或先调后放”，但这正是莫干山会上调派的思路。这样，他到莫干山会上遇到了调派以后，就完全抛弃了自己或可以先调的含糊想法，变成了彻底的放派，与调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第三种思路，是综合放调两方面的意见，把放、调各作为一轨，综合起来叫放调结合的双轨制。
当时讲双轨制主要是从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推进这个动态意义上说的，并不是强调去搞计划内外两个价格，那样与会者和领导根本都不会接受。实际上，很多与会者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华生比划着手势去说服听众和领导的一个有力论据，不是鼓吹去搞双轨制价格，而是相反，说明放权让利已经不可避免出现了多重价格，这时，因势利导先放开计划外价格，国家参与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可以刺激供给，从而使市价下落，同时再内调计划价向上，使计划内外价格靠拢和合并。正是这个因势利导和使多价归一的双轨反向推进主张，最终打动了相关决策人。
双轨制价格只是放调结合的战略在实行后形成的一个过渡形态，在事后才成为一个大众流行用语。当时在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和领导批示中说的都是放调结合，并没有提及双轨制。当年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听汇报首次听华生提到这个词时特别问：“双轨制怎么讲？”，华生回答:“就是价格先放后调”，张劲夫同志随即表示了对一物多价和市场投机的疑问，华生解释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即用“平价稳大局,市价改结构，造成短线市价平稳下浮，同时上调牌价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多价归一”（见《中国青年》杂志1985年第4期19页）。
张维迎当时全力推崇自由价格和放，既反对调派，也反对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主张。由于他高调坚持市场价格的“放”这一轨，而他现在所说文章提到的双轨制价格与放调结合的两轨无关，当然就不可能在会上去把自己的放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混为一谈。
其次，张维迎的文章说价差大的生产资料价格，可以分步放或先调后放，而当时价差大的就是生产资料，所以价格双轨制当年本来又被称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这个领域恰恰是要先放而不能先调，以调为主的先调和放调结合的先放后调正是莫干山会议总结的价格改革两条思路的区别所在。
因此，如果仅以张维迎的文章为据，他又是在这两种思路之间摇摆的。张维迎现在说放就是双轨制，说明他至今也没明白双轨制的真正含义，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他当年高调提出的市场价格目标模式和放派主张在莫干山上被多数人否定的原因。
张维迎放的思路在会上没有被采纳，会后他将自己关于价格改革的主要思想总结归纳在一篇题为“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的文章，发表于1985年第6期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并被作为“放”派代表作选登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出版的论文集中（《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春秋出版社1987版）。这是能查到的张维迎在1980年代所唯一公开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维迎通篇没有提到放调结合，甚至也完全回避提到这时已经变得很热的双轨制这个词，去掉了他现在出示的内部文章中唯一提到的双轨制三个字的一处，改为双轨价格，显示他有意区分自己与莫干山会议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界限。此后他虽然与莫干山会议的众多参加者同在体改所，但再也不与人谈这个话题，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80年代后期围绕双轨制战略的论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张维迎从来没有参与论战，而是完全置之度外，甚至连自己所里组织写双轨制的调研讨论文章也不参加，没有为双轨制说过一句肯定的话。
因此，所谓张维迎带着双轨制文章上山引起了轰动，张维迎的观点说服了会议上的大多数人，1980年代他因双轨制而被人骂了所有骂人的话，都不能不是谎言。因为当时张维迎自己就没说他主张双轨制，会上大多数人根本不是同意而是否定了他的观点，所有骂人的话只会出现在今天的网络世界，根本不会出现在只有少数官方媒体的1980年代。
事实已经很清楚
张维迎“放”的观点在莫干山会上因过激而被拒绝之后，他心意阑珊，从此不再关心并退出了这方面的讨论参与。到了1990年代以后，当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受到普遍责疑，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甚至盛赞双轨制转型是中国人的天才创造之后，张维迎才突然对双轨制的发明权产生极大兴趣，“非常庆幸”地找出了一份自己当年内部文章的原件，用此双轨来冒充彼双轨，宣称自己是“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走到这一步，张维迎的做法虽然牵强附会，但也不算无中生有。就如历史上苏格兰人帕特里克?马修远在达尔文之前就早已提出了进化论，但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为《海军用木和森林栽培》书里提出来的，之后就没有去深入研究和推介。尽管如此，后来很多人包括达尔文本人，都承认他提的最早，同时也指出，他提的很简单，并不为人所知，对推动社会的认识未起作用。而张维迎的内部文稿提到的还不是当年莫干山会上提出、并被中央采纳的放调结合双轨制思路，只是一个类似的双轨制价格概念，就去引导舆论认为，中国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就是他提出来的。
不过，到了新世纪，随着张维迎地位和名气的上升，他最早提出双轨制的说法开始有了一定影响，但他又不再满足于或不能止步于自己仅仅是“最早提出和系统论证了双轨制”，进而还要自圆其说去证明，既然双轨制价格最早由他提出，他又携文参加了莫干山会议，那就必须是他本人合乎逻辑地在莫干山上提出了双轨制，并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结果他的观点被领导采纳，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但张维迎这样做就最终触及了所有莫干山会议价格讨论参加者的道德底线。知情者见面提及时无不愕然。
就象徐景安所说，走到这一步，张维迎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点失去理性。因为要证明这一点，那就必须宣布：1980年代以来原有关于莫干山会议双轨制产生过程的有关报道、记载和回忆，都是编造和谎言；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领导者无端地把张维迎的观点当众移给别人；张维迎自己也眼见自己的成果当面被他人占有而在会上乃至整个1980年代都默然接受；如此等等。
但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都还健在，会议的核心组织者甚至都已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张维迎宣称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单枪匹马”作战，以至最后成为获得大多数人点头鼓掌的唯一正确代表，这确实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像。不过和历史上那些让人无法理解去铤而走险的学术造假者一样，在令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陷入巨大尴尬的同时，也让自己蒙羞。
应当指出，张维迎除了一定要抹去莫干山会议上的第三派之外，他现在对调派的批评，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张维迎在访谈中说，他与田源等人的分歧是价格的目标模式不同，别人是计划价格，因而用调，他主张市场价格模式，因而用放，把他与别人的争论变成改革与保守的分歧。其实当年的中青年改革者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争论的关键在过渡方式上。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理顺物价，会上提出调和放都是寻找手段和途径。田源是主张先调，但并没有排斥以后条件成熟了放开。李剑阁在会上介绍周小川、楼继伟的小步快调思路，也是向供求平衡指导价过渡，所以大家的分歧的焦点还是在如何过渡。
实际上，中国价格改革的实践最终也证明，单纯调或放的一轨，都不能完成中国价格改革复杂、渐进的过渡，正是放、调结合的双轨并用，两条腿走路，才走出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双轨制概念后来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人们发现，中国渐进改革中双重体制并存和转化期间，发展增量、调整和转化存量是一个普遍的成功之路，是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的具体体现。双轨制是概括这个增量渐进改革的很好概念。而这些早与莫干山会后就退出讨论的张维迎无关，并和张维迎后来继续主张的各种激进观点相矛盾。张维迎现在说，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因而放就等于双轨制。那么没有调能有双轨制吗？国家采纳的就是放调结合，怎么能缺了“调”这一轨呢？张维迎现在拼命贬低和排斥调这一轨的作用，除了抬高自己以外，还因为他在莫干山后就完全脱离了中国价格改革的研讨探索和实践努力，并不真懂什么是双轨制，以为中国价格改革就是靠一个“放”完成的。实际上，双轨制价格只是放调结合在一个阶段上难以避免的形态，双轨制价格的过渡形态在1980年代后期曾经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社会的强烈反弹，是靠放调结合、以放促调的双向努力才使价格改革最终走过险滩，基本完成的。
应当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经济学家作为群体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修改历史，夸大个人的作用。同时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学家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有限，更多的是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在借鉴中如果结合自己的特点，有所发展，就是创新了。“从不重复别人的观点”，实际上恐怕谁也做不到。张维迎这么多年来的各种观点，从为钱正名，市场价格与放开，企业家的功能，资本雇用劳动的私有化逻辑等等，在西方在中国都不好说是首创吧。张维迎“称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政府爱不爱听。但他事隔20多年，从别人家的箱底翻出不为人知的文稿来，据此到处宣扬自己的首创和唯一贡献，不就是因为政府采纳了莫干山放调结合的建议因而影响了改革实践了吗？否则还有什么果实可摘呢？
实际上，经济学家应当明白，真正推动社会转型和历史前进的是政府行为和民众互动的实践。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能真正科学地总结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人今后三十年更伟大、更艰巨的征程，多少提供一些专业的预见性和透视力。经济学家即使要留一些个人的痕迹，这才是可以真正无限施展的领域。
徐景安在文章最后对张维迎所说的话应该代表了莫干山会议亲历者的心声，“做人和做学问，第一还是做人，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