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大型国企比私营企业更加开放和灵活，跨国公司不再会用所有权的旧眼光来看待中国国企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推进三十年。三十年里，中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核心角色，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一直受到世界的密切关注。国企在不断加深改革和推进开放，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国企的研究和探讨，也会随着时间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
近期，著名的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麦肯锡季刊》上连续发布针对中国国企的最新的评估报告与文章在“对中国国企重新评估”的报告里，麦肯锡认为与私营企业相比，中国的国企，特别是中央政府直属的大约150家的央企，能够成为全球跨国企业更好的合作伙伴。这一理念公布之后，法新社、《第一财经日报》、新浪财经等国外内主流财经媒体纷纷发布新闻，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日前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接受了《国企》记者采访，更是鲜明地提出“(中国国企)关键在于开放性，而非所有权归属”，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大型国企比私营企业更加开放和灵活，跨国公司不再会用所有权的旧眼光来看待中国国企。
中国国企和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在2008年，已经凸现出一些最新的特点。
一、评判根据：“开放度”取代“所有制”
私有权到底有多重要?
麦肯锡对中国国企的最新评估，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原因在于他们迎头直上，最直接地面对“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问题。这一问题曾经是中国国企改革最核心的争论焦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归属到底有多么重要，产权改革在国企改革中是不是最重要最优先的部分？这一引起了中国巨大争论和反思的根本性问题，麦肯锡没有回避，而是直面，并用经济史学和国际视野，对这个核心问题加以新的阐述。
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认识，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研究。国有经济和私有化，这是20世纪80年代迄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及其走向的一个重大的问题，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漫长实践，人们发现从所有制改革为起点的私有化，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取得了非常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英国的国有铁路私有化改革彻底失败，部分被迫重新回归国有；日本电信业私有化改革，私营资本取代了国有资本，但却出现了可怕的私营垄断，消费者或者这个市场的新进入者几乎没有享受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美国供电条件逐渐恶化，也被认为是政府放任自由化的恶果。比如，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对电力放开，随后几年间引发了加利福尼亚巨大的电力危机；智利、美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公立教育私有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了，可是基础教育却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按照学术上的设计，所有制的变更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实践中，私有化也的确带来了积极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可问题是一个社会仅仅有效率提高是不行的。三十年的历史实践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仅仅有效率，并不能促进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而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恰恰是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任务。
在一个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所有制改变为出发点的经济改革，本意上是保证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但是实践起来，三十年的是非成败，一花独放的效率提高，由此引发的大量民生问题，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思。步入21世纪，这种反思在不断系统化。2004年，罗马俱乐部主席El Hassan Bin Talal提出了著名的“谨防极端”论点。他认为，“私有化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西方发达国家对私有化的反思，引发了对国有经济的重新审视，既然从所有制变革为起点的私有化并不是万能的，那么，企业“所有权归属”的重要性也自然随之降低。当国际经济学界和西方政府反思私有化，重新审视国有经济的时候，国际上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重新评价，自然也就随之进行。
谁是国企，谁是私企
如今，“国企与私企的界线已经变得相当模糊”，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这么判断。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国企体现着三个新的主要特征：
1.政府对国企的偏袒正在逐渐减弱。20世纪1980年代起，中国政府按照消费品行业—高科技行业—重工业—银行业的改革路线图，渐次推行“政企分开”政策，将政府职能与企业经营分离，让国有企业为自身经营的成败担负更多责任，国企用低于市价的成本获取资本的渠道已越来越被严格限制。1994—2005年，共有3658家经营不善的国企相继破产。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国企破产。
2.中国国企的“历史包袱”在快速减少。中国国企有着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比如过时的生产设备、技术手段，以及担负着对员工的医疗保险、养老等众多的社会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却已经大力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比如中国政府正在快速完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能够减掉医疗保险和养老的负担，改由政府来承担。对不构成企业核心业务的所属医院、学校等有形资产，国企能够在市场上出售。
3.中国的国企和私企所面临的挑战日益相同。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只有中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开展跨国并购和其他全球化行为。中国的央企“走出去”，尽管有着种种优势，可是还是要应付最棘手的问题，比如整合并购企业及其员工，在这一点上，国企和私企区别不大。
近20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改革都选择了从所有制入手，国退民进成为主流，可是这些私有化改革，有成功更有失败，结果，民退国进的例子层出不穷，这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私有权并不是评价企业经营和社会经济第一标准。由此，华强森提出了“开放度”这个评价国企的首要指标，“开放度”就是企业的透明度以及对新理念的接受程度。
2008-2017年，中国国有企业在自身业务活动和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开放度”，才是真正惹人注目的所在，企业所有权改制的重要性，则会下降。
二、中国的国企比私企更加开放
华强生认为，开放度主要有两层含义。
1. 企业组织开放度。中国国企在全球化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对资本需求和海外市场扩张，都推动着中国的国企，特别是央企在不断加深着开放度，比如，海外IPO，就会大大增强国有公司的透明度。此外，比如供应链管理、与业务合作伙伴及被收购企业的沟通、整合规模扩大后的员工群体等等，都在促使进入国际市场的央企变得更加开放。在央企越来越开放的同时，华强生认为，一些中国私企依然保持着自身封闭管理和封闭运营的特性，这和国企开放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国企的人力资源战略逐渐开放。英雄不问出处，一个开放的企业必然会接受外部管理人员，包括引进外籍管理人员，这个方面，央企就已经开始了。
开放度还有其他一些含义。比如，企业愿意不愿意接受最佳的公司治理制度；愿不愿意克服意识形态的束缚，学习新的商业思想和理念；愿不愿意接受真正有价值的创意；愿不愿意扩大投资者群体等等。在全球化经营中，中国国企是否愿意和合作伙伴及利益相关方，开展广泛的对话，是否愿意对内部的旧有因素进行改革，对旧有的企业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很好地适应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环境。“走出去”的中国央企在“开放度”方面，表现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有成效。
如果用“开放度”来衡量中国的私营企业，就会发现，那些家族式管理的私营企业，会比国企封闭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