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急于限制投资银行业的薪酬,甚至要人为设置最高限额,其后果只能是降低投资银行业对一流人才的吸引力,将投资银行等同于一般的社会服务中介
近20年来,投资银行业,尤其是美国的投资银行业的薪酬福利扶摇直上,董事级别的高管和超级明星交易员动辄年度薪酬以千万美元计,不知引来多少其他行业人士的羡慕,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世界上最智慧的大脑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项“钱”程似锦的事业中来。
孰料风云变化,近一年来,投资银行业从云端重重地摔到了谷底,行业风光不再。投资银行家的高额薪酬,也被政界、学界反复诟病,仿佛那是勾引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毒蛇。“谁来监管投资银行业的高薪”也成为近期金融媒体、行业论坛上颇为流行的话题。
投资银行,尤其是美国的投资银行业薪酬高,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
首先,投资银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数出身于一流名牌大学,其中不乏无数拥有博士头衔的学术研究型人才,法律、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甚至地质、造船、核武器、航天航空科学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都纷纷抛弃各自已经倾力了十数年的专业,蜂拥而入投资银行业。从人才基础来看,投资银行业几乎集中了世界上所有专业最出色的一批人物,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极大地丰富了投资银行业的知识储备,使得投资银行业为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成为可能。这些出类拔萃、天赋过人而又满怀雄心的年轻人,如果继续其学术研究道路,较短时间内摘取教授头衔当如探囊取物,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抛弃原本已经倾心十数年的专业,选择了投资银行业,没有丰厚的薪酬,怎么可能吸引和留住他们?
其次,投资银行业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就在于实体经济无法通过传统的方式在短期内汇聚大量资本,也无法变现未来的稳定收益,更无法规避市场上潜在的种种信用、汇率、利率等风险。投资银行作为专业的中介组织,能够迅速集中最精英的人才,提供最有效的金融服务,成就了无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奇迹,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的繁荣。无止境的创新,是投资银行业的灵魂。对那些创造了新产品,帮助伟大企业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们,难道不应该获得高于普罗大众百倍、千倍的薪酬回报吗?
第三,投资银行家的薪酬不是自己定的,而是市场竞争和博弈的结果。投资银行家的薪酬由董事会决定,并接受董事会的年度评估。市场中的优秀人才就像水银一样滚动,猎头公司可以迅速将任何合格人才推荐填满每一个职缺。一旦出现明星交易员,他自身的价值能够被市场马上识别,于是其他公司立刻会许以重金邀请加盟。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行业,像投资银行业一样极端推崇某个人的个人价值。寂寂无名的毛头小伙子,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过人才华和处世本领,在10年之内成长为运筹帷幄的大腕,这种名利双收的满足感,是投资银行业长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但是,无论如何,董事会是老板,投资银行家是雇员,优秀雇员固然可以和老板讨价还价,却鲜有能力控制甚至胁迫老板。这种现象存在于任何行业中,投资银行业也无法例外。一旦投资银行家雇员薪酬和董事会预期之间发生冲突,或是投资银行家转而投奔新雇主,或是董事会妥协,这是双向选择,纯粹的商业惯例。
金融市场从来就不是僵化和一成不变的,它具有价值发现和自我纠错功能。在投资银行家高额薪酬的问题上,投资银行本身也在积极反思。在市场的自我纠错之前,任何来自政治考量或者大众压力下的薪酬分配机制改革都是不适当的。如果急于限制投资银行业的薪酬,甚至要人为设置最高限额,其后果只能是降低投资银行业对一流人才的吸引力,将投资银行等同于一般的社会服务中介,造成庸才充斥,最终的恶果就是投资银行业丧失创新的动力。
世界金融市场当前的现实困境根源在市场失灵和人性贪婪,而不是源于投资银行家追求高额薪酬的道德风险。是市场决定了投资银行家的薪酬,投资银行家的薪酬随市而变,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
(作者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上海分行 风险管理与合规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