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1994：海尔“OEC”
1994年，对企业管理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典。在此之后，一系列关于“劳资关系”的重大决策才陆续出台。对劳动者的尊重，也使企业的人事管理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人力资源，这个更加具有公平意味的管理词汇，开始广泛使用。人和人才，雇员和雇主，人力成本和人力资本将成为日后管理者们最关心的话题。
这一年，企业管理教育在中国正式开启。9月北京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次年迎来了首批MBA学员；11月，中欧商学院在上海成立。中国职业经理人体制，以及管理规范化，开始酝酿。
企业管理在法律和教育层面上的成长，也在企业家层面上显现出来。1994年，带领海尔走过第10个年头的张瑞敏，提出了“OEC”(日清日高)管理方法。如今看来，这当属“中国式管理”的最初结晶。在日后，海尔还提出了“人单合一”、“6S大脚印”、“全员SBU”等管理思想。张瑞敏也因此成为中国企业界在管理上，最具创新精神和实践精神的企业领袖。海尔，开始成为一面旗帜。
同年，彼得·圣吉的著名著作《第五项修炼》中译本出版。这本著作给中国企业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学习型组织”开始被广泛讨论和实践，并为后来的企业文化热奠定了基础；“系统思考”也开始熏陶中国企业的战略意识。同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这一中国空前繁复的系统工程，吸引了全球的顶尖企业，中国也开始发出“当期效率与未来环境、人文代价冲突”的思考。
生于1909年的彼得·杜拉克在29岁时就发表了他的第一本管理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到1995年，他早已是蜚声世界的“管理大师里的大师”。但这位大师却迟迟没有被介绍到中国。即便1980年代初，也只有一本薄薄的台版小册子《有效管理者》开始在精英阶层流传。“杜拉克”这个译名就是此时从海外传来，并被那时的“杜拉克粉丝”延用到今。与后来“德鲁克”的译名差异，成了前后两代杜拉克拥趸的鉴别标志。
1995年，《中外管理》作为杜拉克思想的追随者，开始率先深入介绍彼得·杜拉克。从此，这个名字慢慢被国人熟知。
在国内，企业家开始更多思考管理的含义。6月，万向集团总裁鲁冠球在《中外管理》发表文章：《我的管理观》。同时，出版界对管理理论的敏感也在提升，惠普的创始人之一戴维·帕卡德在这一年出版了《惠普之道》。同年，中译本就由新华出版社推出。
在思考的同时，中国企业的自我发展模式实践也初有成果。区别于海尔的多元化战略，广东格兰仕依靠产能规模形成成本优势进而抢占海外市场的高度专业化模式，引起了大家关注，并开启了后来蔚为壮观的OEM大潮。
1995年，出了一个另类人物王海。不管世间对他褒贬如何，他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企业的质量意识，并培养了中国消费者的权益意识。此后每年的“3·15”，都成了一道检验企业良知的试金石。
1995年，马云开始做“中国黄页”；刘永好组建新希望集团；央视首次推出时段广告“标王”，被秦池夺取。
台湾歌手齐秦，在这一年发行了唱片《痛并快乐着》，这个充满辩证的短语，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意味的流行词汇。
1995年，温州鹿城运输公司法人代表张朝荣因“红帽子”出了麻烦。他经历磨难，最终摘掉“红帽子”，拿回了营业执照，此后，民企产权明晰，回归本来面目。
1996：广告与价格战
这一年，是广告营销的狂欢。
两年前已经开始广告轰炸的三株在1996年获得了20亿的销售额，秦池因为前一年获得“标王”而知名度爆增，三九胃泰的广告已经矗立在了纽约曼哈顿广场。这一切让很多初闯市场的企业家“相信”：广告不仅是最有效的营销策略，也是最有效的成功策略。广告，成了一切。
1996年，“爱多VCD”投入450万推出了“好功夫”广告片，接着又投资8200万元中标央视天气预报后的五秒广告档。到年底，爱多VCD的产值就达到两亿元，1997年更是窜升至16亿元。同年，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广告，还有郑州亚细亚商场和“椰风挡不住”。然而，这种不切实际的草莽营销，将很快会显现它的恶果。
1996年另一场营销大战在彩电界上演。4月1日，国家将进口彩电关税下调12.5%，国产彩电业面临生死考验。长虹打响了价格战的第一枪，3月26日，倪润峰宣布将全国61个城市的彩电价格下调18%-30%，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其他国产彩电厂商的响应，全行业的降价行动随即展开。到年底，国产品牌彻底击溃了洋品牌占据了71%的中国市场。但是这种靠价格优势赢得市场优势的办法，虽然第一次让中国本土品牌扬眉吐气，但却可谓是饮鸩止渴的“惨胜”。几年后，全行业丧失造血机能、毫无核心技术的尴尬事实，让价格战的战果荡然无存——DVD专利费，成为日后“中国制造”无尽的痛。
1996年年底，曾任联想公关总经理的陈惠湘写了《联想为什么》，这是第一本研究中国现代公司的商业书籍。同年，中信出版社推出了英特尔总裁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从中关村到硅谷，IT产业开始变得炙手可热。这一年，在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网吧。
1997：反思“多元化”
1996年全国的营销大战，知名企业的多元化扩张，让很多人对“战略”这个词汇津津乐道。然而，不计后果的广告大战和不切实际的多元化，让前一年还是风光无限的几家企业，在1997年同时迎来了倒塌的厄运——巨人、三株、太阳神、亚细亚无一幸免。
与此同时，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如同炽热的火炉被抛入冰冷的江水，中国企业终于在多元化的热潮中冷静了下来。1997年，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悄然转轨，经过金融风暴洗礼的企业家们，也开始思考企业战略与企业的命运。这一年，整个中国管理学界，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专业化战略”与“多元化战略”的激烈争论中。
同时，成熟的企业对发展战略显然有更多的思考，1997年任正非仿照《香港基本法》，为其公司的战略方针编制了一部“华为基本法”。同年，海尔被美国《家电》杂志评选为全世界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家电企业。而张瑞敏在当年《中外管理》恳谈会上的演讲，“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代表了中国企业界的冷静反思与勇于进取，这句话也被广为传诵。
1997年，TCL的李东生与惠州市人民政府低调签订放权经营协议，转制成功后李东生的身价达到12亿元。这成为中国公有企业成功转制的经典案例。
1997年蕴藏着许多忧伤和欢喜，邓小平辞世、香港回归、亚洲金融风暴……到了年底，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两家互联网公司：网易、新浪先后成立。
在《激荡三十年》中，1997年被吴晓波视做另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代，同是这一年，冯小刚导演了他的第一部贺岁喜剧，在片尾，男演员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1998：关注“人的价值”
1998年，《劳动法》已经实施了四年。在这四年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企业已经逐步成为用人主体，而劳动者与企业间的“双向选择”更加稳固。同时，人力流动开始突破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白领”都纷纷涌向经济发达的地域寻求机会。6月，中央提出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确定了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市场化、流动性和资源的丰富，使企业更加关注“人”的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正在兴起。
1998年的另一个热议话题是褚时健的失足，以及由此引发的“59现象”思考。事实上，在为褚时健痛心的同时，更多的争论是关于：企业家的价值到底该如何衡量？是“晚节不保”还是“逼良为娼”？随后，中国经济界前辈袁宝华中肯地指出：对此事件，“我们有责任”；《中外管理》总编杨沛霆深情地系列撰文——《企业家如何自我保护》，在反思激励机制改革的同时，也对企业家的人生抉择展开了讨论。后来的MBO热潮、国企年薪制，皆由此发端。
1998年，柯达开始了对中国胶片全行业并购，签订了著名的“98协议”，只留下乐凯这惟一一家民族旗帜。5年后，乐凯也红旗不保。从此，外资吞噬中国民族产业的阴影长期挥之不去。
这一年，分销长虹30%产量的郑百文光环不在。次年公布的1998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该公司创下中国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亏损之最，资产负债率高达98%。从此，作为中国企业市场化先锋的中国家电业，不仅领袖长虹遭受重创，而且全行业销售模式出现重大转折，传统分销走向没落，家电连锁慢慢崛起。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1998年是一个分水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管理在中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一年，手机开始流行，以及短信的出现。由此，人际沟通模式的性质与密度，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