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也许是某种巧合，2008年第一期我们做了“2007十大落马高管”的选题，第二、三期合刊我们又采写了“30年法治之痛”的稿件。如今，“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又赫然印在了我们2009年第一期杂志的封面，唯有不同的是前两者以在押或已经被判刑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个案剖析，进而引出他们所处的法治环境背景，以时间为线索反映中国30年来法治的变迁与发展，后者则是以相对规范的统计手法，用归纳、总结的方式描绘了企业家犯罪的路线图。
我们不知道今年、明年还会有哪些企业家步他们的后尘，但对于成长中的企业与企业家来说，在交了巨额的学费后，应当具有这样的意识：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相融，你的企业会做得更长久，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打架，不仅企业做不下去，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三鹿奶粉”事件，让具有50多年历史的企业巨人一夜之间倒塌，黄光裕的“事发”，让国美电器的名誉一落千丈，王效金的“东窗事发”几乎把古井酒厂置于死地......
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国内，美国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的骗局更是让世人瞠目结舌，这位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尊敬和信任的投资银行家，他所创办的对冲基金竟然通过最原始、最常见的“庞氏骗局”制造了稳定高收益的投资假象，投资人的损失金额高达500亿美元，造成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混乱。
是一时的疏忽大意，还是刻意而为之，外人不得其解，不过历史将会给我们一个相对客观的答案。
一年前，我们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到了反思的时候了！
现在如果再提，就要把“中国的”改成“世界的”。
我们盼望着企业家个人之花常开，企业之树常青！
法治之痛
在过去这个充满巨变的30年中，几乎每一部经济法律法规的诞生和完善背后，都能看到一批商界能人黯然倒下的背影。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创造过声名显赫的商业帝国，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与法律的龃龉，他们在30年中先后离开了梦想的舞台——本刊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失败或者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走向法治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商界同行更加健康，与中国的法制建设一起成长。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时间像一把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但总有那几件事、几个人，仍然顽强地占据着诸多人群的思维一角，年广久、牟其中、孙大午、顾雏军等人便是代表。
曾几何时，他们是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弄潮儿，是纵横商海、叱咤风云的企业精英；现如今，他们或是惨淡经营，被后来的财富新贵迅速超过，或是身居高墙，咀嚼各自的干涩人生。
但正是这点点繁星，却串起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经济、法律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30年，那人
在1978年以前，中国是没有“企业家”这一名词的，这段时期，人们沿习旧历，对办企业、做生意的人冠以“资本家”的称谓。
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强化，“资本家”作为一个被批斗的阶层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78年以后，“个体户”、“厂长”、“经理”便成为那一个时代生意人的代名词，年广久、牟其中便是从那时起的步。
年、牟二人一个卖瓜子，一个卖钟，在计划经济主宰一切的经济环境下，他们是个异类。
不久，年广久因为雇工问题被审查，牟其中被投入了监狱，罪名是投机倒把。
当年广久、牟其中还在为前途未卜的命运苦苦支撑的时候，步鑫生、马胜利在国内掀起了国企改革的巨浪，因个人的突出成绩，步鑫生被称为“最知名的工厂厂长”，马胜利的名头似乎更响，“中国承包第一人”是他带着的光环。
在风光无限的时候，往往潜藏着危机，没过几年，步鑫生败走麦城，马胜利也被撤了职。
上述四位并非是孤独的探索者，与他们相伴同行的有冯根生、邹凤楼、汪海、周冠五、朱毅......
如今，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是“抓的抓、退的退、病的病、逃的逃”，仍在企业岗位坚持的屈指可数。
整个90年代，是中国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立制定规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加快，国退民进的政策与案例与日俱增。
沈太福、禹作敏、张国庆、褚时健、牟其中等成为这一段历史舞台上企业家起伏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成功的因素几乎惊人的相似，但每个人身触红线的方式又各有千秋。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历史不会重现，但企业家沉浮故事仍然不断上演。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金融大环境由定规立制走向整顿。
唐氏三兄弟的德隆系、孙大午的“大午庄园”、黄宏生的创维神话、顾雏军的科龙情结，随着快节奏的经济发展步伐，迅速走向巅峰，又迅速走向波谷。
人们不禁会问：他们为什么会重蹈覆辙？
项兵教授的观点意味深长。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的内在素质，无论是技术、品牌还是人才，都必须从全球竞争中获取资源，无论是管理、组织还是商业模式，都必须在创新中获取优势。
这些因素在唐氏兄弟、顾雏军、孙大午身上并不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一个个商业天才，但缺的是对于商业操作行为所带来社会结果的一种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