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0年，那事
我们在剖析企业家成败起伏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给企业家创造生存发展空间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30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部凝聚国人智慧与汗水的艰难探索简史。
1978年，《光明日报》在5月11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一文章引发了人们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更是思想风暴的开端。
1984年，国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对国企改革、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引。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的谈话对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那一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它形成的历史决议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再一次体现。
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7年刑法的修订，“投机倒把罪”悄然消失，这把曾经悬在企业家头上的“利剑”终于被历史淘汰。
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资本、知本、金融、证券的洗礼下，既具开放的视野，又有探索的雄心。
他们有的在烈火中锤炼成钢，有的却瞬间被融化。
造成他们不同命运结局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在的因素。
按照概率学原理，一个个偶然性是必然的最终结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在中国经济、法律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
因为张国庆，好多人都了解了MBO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褚时建，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人的监督、管理、薪酬待遇才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还有很多遗憾：立法层面，法律出台的前瞻性、系统性不够；司法层面，司法的独立性并不“独立”。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完成第四次修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被郑重地写入法律。随后反垄断法、物权法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法律制定背后的科学与理性。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敏锐的企业家感觉到市场机会的到来，都在筹划自己的未来。
这些企业家在谋篇布局的时候，忽略了自己也是一个棋子，无论你的商业帝国构建得如何出色，如果忽视了自己的角色与定位，最终还会身败名裂。
智者生存
我们注意到，在转轨时期为企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个权力支配资源的特定环境下，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倒下，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柳传志、张瑞敏、汪海、王石等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事业仍然很坚挺。
柳传志说，对于他那一代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要命的事。
不能说他有多么睿智，而是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如今，柳传志的这种说法，现在仍然是商人处世的“生存法则”。
有些企业家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还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垮的。
有一点在局外人看来很清楚：他们的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与融合。
倒下的企业家，论实力、论个性，他们也许比柳传志、张瑞敏强一千倍，但他们的功力差就差在没把握好企业与社会的平衡，没能把握好每一次经济转轨时期政商关系的协调相处，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商业环境。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除了在商言商，遵守商道之外，还能做什么？
我们认为，企业家不仅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精，还要积极地学习，提高自我素质，主动投入到企业生存所依赖的社会环境，融入眼前所处的时代。
因为，我们需要有理性的社会，更需要智慧的企业家。
年广九：致富光荣时代的探路者
那些略显残酷、打着时代烙印的代价，总是需要走在最前面的人来付出与承担。是年广九，用自身的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娜
在中国，无论何时，重提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年广九都是一个绝对无法绕开的话题。
年广九，安徽芜湖人，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针对他的问题有过三次谈话，保护了当时颇受社会各界争议的年广九。而这三次谈话不仅改变了年广九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第一代个体私营者的整体命运。
1963年，年广九悄悄地跑到江西贩卖起板栗以维持生计。那一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972年，脑瓜灵活的他开始炒瓜子、卖瓜子。由于他的瓜子味道好，价格低，很快在芜湖市就小有名气。后来他给自己的瓜子起名叫“傻子瓜子”。
到了1978年，年广九的家产早已突破了“万元户”概念。也就是在这一年，胆子越来越大的年广九，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雇了个帮工。之后，年广九又陆续雇了几个工人帮忙炒瓜子。
到了1984年，年广九的雇工已发展到103人，雇工问题已经引发了社会的激烈讨论。
由于年广九雇用103工人的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他的雇工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
一部分人开始皱起眉头了，社会主义还能准许出现“百万富翁”、“私人资本家”吗？还有人主张要“动”年广九。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方针，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个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他说：“......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年广九，也打消了其他个体私营业主们的观望心理，有力推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虽然自己的瓜子生意日益红火，但年广九的心里始终感到不踏实，为了减少麻烦，年广九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两家与年广九签订了联营协议，年广九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其余两公司出资30万，年广九任总经理。与公家单位的联营，让年广九感觉找到了“保护伞”，也终于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
但是，以个体的管理经营模式来管理集体企业，必然会出现矛盾。1985年10月，经调解，其他两方各退股10万元，公司由年广九承包。
不久，那次短暂的联营经历就给年广九带来了莫名的牢狱之灾。
1987年底，芜湖市新芜区检察院根据傻子瓜子公司一位副经理的举报，对年广九的经济问题立案侦察。1989年9月25日，对年广九实施逮捕。不久，芜湖市检察院以年广九犯有贪污、挪用公款罪向芜湖市中级法院起诉。
1991年5月3日，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九案进行公开审理。
就在年广九还深陷经济犯罪指控之时，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又把“傻子瓜子”提高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
南巡讲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新路，也为私营经济再次打开了绿灯，年广九的命运也得以出现转折。1992年3月15日，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被羁押三年多的年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如今，人们依然在吃傻子瓜子。年广九，这位敢于冒险的冲浪者的故事也时常被人提起。是他，用自身的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