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企业壮大之后，你不得不做出决定，是做企业家还是管理者。如果你要做一个管理者，那就必须投身于这个行业，帮助企业生长起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企业家，你需要寻觅一个经理人，而你将继续你的探索之路，寻觅下一个商机。
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在付诸实施之初，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争论，从中孕育出伟大的人格和真挚的友情伴随创业者们度过一个个艰难困苦。据我所见，创业之初的岁月里，企业家们的工作最为辛苦。一旦企业走向成熟，保持住最初的那份创业朝气反倒成了最大的挑战。在维珍，我们选择适度的抑制企业膨胀，保持相对较小的企业规模，使得每个人都能熟悉整个组织，激发他们的主人翁精神。
而鞭策和激励团队中的成员则是团队领导者的任务。杰克·韦尔奇就是一个典范。他将通用电气打造成一个全球商业巨头，并千方百计维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他激励所有的经理人每天都拿出第一天上班的干劲。他认为，经理人必须去面对改变，即使他们不喜欢。在这一点上，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每当我听到别人赞扬维珍集团时，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而听到雇员抱怨时，就如坐针毡。商场上的摸爬滚打让我们的脸皮越来越厚，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时刻警觉，去做正确的事。要是无知的批评能把我这个30多年的老江湖打倒，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呼风唤雨。人们说，商场如战场，这绝非夸大其辞，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不是凤毛麟角。但是，在维珍的岁月里，我始终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从不吝啬对他人的赞美之词。在我年幼之时，父母从不吝啬对我的鼓励和赞扬，这样的美德让我终生收益。
我的弱点是我很难开口辞退一名员工，虽然有时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是一个小企业，辞退一名员工最好要面对面亲口告诉他，而不是托人转告。你需要和他解释辞退的原因，并且鼓励他在未来有更好的前程，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
人有能力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如果一个员工认真履行职责，但是依旧无法胜任，为什么不尝试给他另一个职务，或者去另一个部门试试。你不必惊讶于那些员工在改变工作岗位后如鱼得水或戴罪立功式的优异表现。如果你对一个员工拔苗助长，不妨让他回到原来的岗位继续锻炼，而不是解雇他，因为那是你的用人失误，不是他们的错。
董事会必须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问责体制，避免推卸责任。解雇一个人是容易的，难的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者。在足球比赛里，用替补换下主力并不一定会取得更好成效。我经常看到有大企业的高管因为决策失误，迫于董事会的压力而辞职。就拿美国来说，美国全国金融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杰洛·莫兹罗、花旗集团的老板查克·普林斯、美林的斯坦·奥尼尔都以1亿美元以上的违约金被董事会解雇，而这些企业却依旧深陷次贷危机中。
现在相当多的企业高管拿着丰厚的薪水，出了事情之后却拍拍屁股走人，让继任者收拾残局。我对此深恶痛绝。我认为，高管们应该留任至危机过去，或者找出化解危机的办法之后再离职；离职补偿应当是他们的措施获得成效后公司获利的一小部分。
我认为，得体的领导方式是冷静的解释清楚决议背后的原因。尤其是，在公司计划大规模裁员的时候。对于一个在重压下的企业，得以生存的关键就是做出果断的决策。而企业产生大量的富余人员而被迫裁员时，这会严重打击那些勤奋工作的员工的积极性。
当你的竞争对手推出只需要配备正副驾驶的飞机，而不像维珍 大西洋航空过去那样还配备技师，那你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商业问题。新一代飞机引进了电子操控系统，稳定性也得以提升，这使得航空公司可以通过减少驾驶舱人员配置而大幅节省成本。不幸的是，那些飞行技师成为了航空业技术进步的牺牲品，航空公司已不再需要他们，我们也不得不解雇大量的技师。这样令人痛心的情况并非偶然，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在市场上丧失竞争力。
在过去几年中，维珍集团的产业多元化解决了一部分转业安置问题。我们可以在营运困难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公司之间调配安置人手，直至情况好转。但是飞行技师的情况在此并不适用。他们技术单一，我们无法把他们安置到驾驶岗位上。因为飞行员是需要经过10年以上飞行训练才能胜任的。
既然他们的离职为我们公司节省下了大笔费用，他们也理应为此获得丰厚的遣散费。我们付出了远高于法律规定的补偿金，他们认为这是公平的，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公司留任的那些同事们也认为这样是公平的。
我对这个世界知道什么呢
当人们提起我的名字—理查德·布兰森，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维珍涉足的音乐产业。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传统。当我回首过去，我发现那段早期从事新闻业的生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虽然它是那么的短暂，而又幸运，但却为我未来的商旅生涯开启了一盏明灯。
要说让一个年轻人发现人生的意义价值，有什么能比做记者更加合适的呢？恐怕我永远不会成为一名一流记者，但是，我善于倾听，我总能让我的受访者侃侃而谈。我喜欢问那些“事后诸葛亮”的问题，即便它们“很傻很天真”。这两项技能即便是我下海经商后也让我受益良多。事实上，倾听和好问是常被商界精英们所低估的两项基本素养。
我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总体来说，那是一个有着关怀和同情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变得关注社会，开始意识到世界是怎样对待少数族裔的，他们应享的权利是什么，以及更加公平的措施会如何改变状况。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我怀着好奇心跟踪着美国黑人反抗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经济不平等的斗争。
1968年3月我有幸参与了前往格罗夫纳广场美国驻伦敦使馆的游行，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我与左翼领袖塔里克·阿里和演员瓦妮莎·雷德格瑞夫并肩前行。当时我也曾畏惧过马背上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和投来的催泪瓦斯。我也被这样的想法所激发，就是年轻人在做某种直接的和良性的事情。透过《学生》杂志，我—一名幸运的英国私立学校学生—有生第一次听说了关于非洲的恐怖消息。我对那里的压制、疾病和饥荒有了点了解。《学生》杂志组织过抗议发生在尼日利亚巴亚弗兰战争的集会。我们展示了《星期日泰晤士报》著名摄影家唐·麦库林在越南和柬埔寨拍摄的那些令人心碎的照片，唤起公众对于这些在内战中数百万饱受饥饿的儿童们的关注。
1968年秋季刊的《学生》杂志充斥着愤怒：在美国的贫民窟，黑人们发起暴力示威；在巴黎的街头，学生们用鹅卵石冲击警察；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人用坦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越南在弹雨中枯萎。要报道的太多了。我记得，我们让盖雷斯·布兰德斯写美国，报道越南的是当时年仅17岁的朱利安·马岘，现在是独立电视台资深海外记者，当时他采访了一名北越的医生关于越共士兵死于痢疾的情况。但是真正让我感到心灵震撼的，是我对美国著名激进派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采访。要是你依然怀疑“提傻问题”的好处，请你看一看以下这段访谈，看一看詹姆斯·鲍德温是如何回答我那些“傻”问题的，假如我有哪怕一丝委婉，我都不会引起这样的火焰。
詹姆斯·鲍德温，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在学校，我在《圣经》的技术中受训，而我所受的教育来自街头巷尾。
在美国有好的学校吗？
怎么可能有？那都是白人建立、白人管理的学校，他们绝不让我们黑人靠近半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