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中国居民灰色收入超过6.2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2%。这是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王小鲁课题组的最新估算数。尽管灰色收入口径与估算方法仍有争议，但灰色收入规模大是不争的事实。 灰色收入一般是指基于现有的制度框架和交易秩序无法甄别来路的非法收入。不少国人除了工资薪金所得之外，还有其他收入。其他收入不仅形式多样，数量上甚至不低于工资薪金所得。公务员有灰色收入，教师有灰色收入，从商者也有商业灰色收入……灰色收入几乎遍及社会各行各业。 现今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下，灰色收入由于游离在监管之外，很难被课税。国内一直有非法所得该不该征税的争论。较为流行的观点是非法所得应该没收。共识则是灰色收入形成不规范。而不规范的收入制度，很容易形成不规范的收入秩序，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从而引发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 而在发达国家，只要有收入就要课税的观念深入人心。至于所得是否合法，是否应该没收，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一般通过给予退税来鼓励个人所得税申报、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尤其是限制大额现金交易的方式，建立起对收入的全面的信息库数据，防止灰色收入逃避监管。在这些制度下，与中国庞大的灰色收入规模相比，发达国家类似的“灰色收入”根本不成气候。 通过退税优惠鼓励自行申报 个人申报纳税之后，符合条件者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退税。 个人总是不愿意透露收入信息，国内外都一样。因此英美等国家采取了给予退税等措施鼓励个人自行申报所得税，被戏称为“胡萝卜加大棒”。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所得税制度的国家。最初为了鼓励个人纳税申报，英国规定凡自行申报者可以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如今，多数发达国家采取类似做法。一方面，自行纳税申报是税法规定的纳税人义务，不申报者或不能完整申报者，均有对应的惩罚措施。 当然，税务局也是人性化的，为纳税人提供尽可能多的方便。收入来源单一的个人对于当年收入数据的统计相对比较容易。但对于收入来源多元化的个人，仅凭个人记忆，往往很容易出差错。因此，现实中，只要个人获得收入，支付收入者都要代扣代缴，税务局因此有了较为完整的个人收入及纳税记录。在纳税申报之前，税务局要为个人提供过去一年内的纳税记录，极大地方便了个人纳税申报。 另一方面，个人申报纳税之后，符合条件者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退税。不少国家规定个人和家庭在过去一年内的住房按揭利息、医疗费用、教育费用、儿女抚养费等支出，可以在收入中抵扣。而在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不考虑这些因素。这样，个人自行申报纳税之后，就可以得到对应的退税。当然，对于个人收入信息，税务局具有保密责任。税务局和纳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是个人愿意全面提供个人信息，让收入信息在特定范围内更加透明的重要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富人越来越多，但是，一些富人在税收上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当美国的巴菲特在抱怨税制不合理的时候，中国的一部分富人可能要偷着乐。巴菲特只是说自己所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低于员工，因为资本利得税税率低于工资薪金所得。偷着乐的这部分中国富人很可能连一分钱的个人所得税都没交。 特别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只是给自己很少的薪水或干脆不开工资，这样，个人所得税就不用交或只要交很少的一点。与此同时，老板和家庭平时的各种开销成为企业的成本费用的一部分，其结果是企业利润减少，企业所得税也可能相应地少缴。当然，少缴多少取决于老板实际工资水平与开销的比较。显然，中国企业所得税制度还有一定的待完善之处，在征管过程中如何合理界定成本费用也需要再做努力。 在中国，备受诟病的是官员财产和收入的不公开、不透明。而在发达国家基本已经实行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 2008年，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彼得·海因就因竞选捐款没有及时申报而辞去内阁职务。海因在竞选工党副主席时获得了10.3万英镑捐款，但没有及时向英国选举委员会申报。于是选举委员会决定将此事提交警方调查，当天海因就发表声明宣布辞去内阁职务。 发达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以预防官员职务犯罪。一些国家官员贪污腐败的代价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越发增加，这样，官员工作时间越长就有更强的激励以避免腐败。这种“官不聊生”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就反映了官员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的步子还较小。治理灰色收入需要更大的动作。 限制现金交易 严控非法行为 支票或银行卡支付，至少在交易中留下了资金去向的信息。有支付，就有收入，收入信息有迹可查。 如果前面这三种办法都不能阻止灰色收入的发生，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可以掌控金钱的流向、从而追本溯源，发现并且惩罚违法行为。这就是现金交易限制制度、金融实名制和反洗钱制度。
有国人在欧洲逗留，购物时出示500欧元面值的钞票，可售货者根本没见过。这个小插曲说明的是当地大额现金交易较少的事实。 许多欧美国家都将现金交易限制在较小范围内，大额交易必须通过支票或银行卡。看似小小的规定，实则非常有效。 现金交易意味着在交易中不会留下痕迹。支票或银行卡支付，至少在交易中留下了资金去向的信息。有支付，就有收入，收入信息有迹可查。这样，在特定时刻，有关方面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收入的最终去处。 时下，中国现金交易频繁，大小额均是，这直接给税收征管带来麻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现金交易普遍的条件下能做好税收特别是所得税征管工作的。限制现金交易的范围，需要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 仅仅限制现金交易还是不够的。金融实名制的配合，才能确认资金的真正去处。 近年来，中国在此已有不少的进步，但距离理想的制度还有不小的差距。收入最终是要进入正式体系的。 中国早已开展反洗钱工作，但反洗钱仍有较大空间。反洗钱之于中国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实际上，中国要走向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的正是此类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普遍对来自公权力的灰色收入不满，对冲击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的灰色收入不满，冀望早日形成合理的收入制度。各行业均有资源，收入本应合理规范，实则各行业守住职业底线特别困难。 治理灰色收入还需要尊重规律，特别是尊重劳动收入形成规律，进一步完善与人力资本相称的激励性强的薪酬制度。这是堵住漏洞的基础性工作。否则，很可能是灰色收入的漏洞堵住了，该做的事却没人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