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五、六十年代,每一人的工作都由组织安排,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要求“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大学毕业要求“一颗红心,两(多)种准备,服从祖国召唤”。在人的选择上,个人的才能被放在了第二位,政审则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被调动的人出身成分不好,即使他(她)的能力再强,也不会被重用。我们询问过一些曾经在那些年代工作过的老人,力图为这一年代寻找多些有关工作的词汇,但众口一词都是“组织调动”,词汇的贫乏让人感觉到当时的人们对于职业选择的“无奈”,这种情况一直被延续到“文革”前。
有人说,“文革”期间,一切被“戏剧化”了。在文革前期,造反就是当时的工作,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权威,是被批判的对象。此后,广大青年响应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去建设兵团;干部响应“五·七”指示,下放农村接受劳动锻炼。仍然是计划体制安排,仍然受组织调动的限制,人们必须服从分配,否则将面临除名、无业,成为社会上的“混混儿”,这样的人是被社会舆论所不齿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镇出现的大批“待业青年”,使中国的就业压力达到极限。为此,政府出台了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一套政策,宣称“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应当允许雇少量帮工和学徒”。从事零售、修理、餐饮等行业的“个体户”,开始改写中国城镇街头巷尾的面貌。在北京繁华的前门闹市,待业青年被组织起来卖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
八十年代初、中期,招工、以工代干、借调开始显现,工厂里出现了“技术能手”,工资单里出现了奖金;“人才”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人才交流中心也应运而生。每到星期日,有技能的工程师到乡镇郊区挣“外快”,人称“星期天工程师”。八十年代后期,体制的转变催生出无数的公司,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在王府井(600859,股吧)百货大楼扔到街上一板砖,砸到的准是个经理。”,随后几年,砸到的变成了保险推销员、出租汽车司机……人们街头巷尾的议论采取这么一个定式,然后带入某职业身份的函数,得出来的结果往往是这类人太多的评价。
进入九十年代,人们开始感叹:“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旧有人事体制的局限早已被打破,在“体制”内外互相张望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下海从业的人也逐年增多,不过值得忧虑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时人们流传着关于“暴发户”的民谣:“身穿皮大衣,腰别BP机;清早出门去,打个夏利的;先洗桑拿浴,后唱VCD;走进包房里,挎俩母狐狸。”
55年,职场中多少人成而败,败而起;多少行业盛而衰,衰而转;岁月匆匆,世事沧桑,当我们意图梳理过去55年职场中的流行词汇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五、六十年代那些渐行渐远的与职业相关的词汇——屈指可数,而说起改革二十年多来的职场流行词汇,却有些刹不住闸。这一多一少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职场的风云变幻以及变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