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1日~8日期间，APEC峰会于印尼巴厘岛召开。在美元宽松政策渐次退出的背景下，如何确立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主要议题。大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多次双边会谈，APEC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舞台。本报特派两名记者赴巴厘岛进行采访，并于本期刊发专题报道。 10月1日到10月8日，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推进互联互通、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成为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 在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主席唐·坎贝尔和普华永道北京首席合伙人吴卫军看来，无论是推进互联互通、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最终都要靠结构性改革来发力。“现在APEC区域内的国家热衷于双边和单边自由贸易谈判，中国应该大力推动地区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晨阳表示。 金融稳定靠改革 如果经济本身强大，那么波动不会引起多大问题。 “当前发达国家的复苏迹象明显并且在逐渐增强，然而，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却在经历经济放缓、赤字上升、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困难。”印尼总统苏西洛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发言中指出。 事实上，这也是PECC在向今年APEC部长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不利经济环境和严重挑战。 不过，在吴卫军看来，相对于其他议题，金融稳定在本次峰会中显然不是“重头戏”，“可能会选择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讨论，比如G20。”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的波动，更多是因为人们对这些国家市场的信心和经济体内部一些矛盾的反映。”吴卫军认为，以中国为例，中国和美国几乎是隔离的资本市场，人民币尚不能以自由兑换，利率也不开放，所以资本市场出现的问题完全反映的是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的矛盾。 “毫无疑问，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调整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吴卫军表示，这次APEC的主题是保持经济活力恢复韧性，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应对这种经济环境。 在吴卫军看来，中国过去十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是成功的。金融机构基本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清除了资产负债表上的坏账，但是未来有些风险可能会慢慢体现，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因为经济周期所带来的坏账会慢慢体现，某些机构可能用于政府融资平台的资本比较多，还有些产能过剩行业可能会产生风险。 就金融改革来说，“下一步要改的就是风险定价的机制，资本是有价格的，资本的流动是追逐回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定价机制，但是现在我国没有。”吴卫军认为，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内，现在许可资产方自由定价，但负债方还未被允许，未来还需通过一步步改革走向更加开放的金融体系。
而就金融安全的监管机制，吴为军认为，虽然三会一行的联席会议机制为未来50年的经济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协调机制中还缺了一家。“银行的监管者是银监会，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是人民银行提供的，但是如果一个银行破产的话，谁会来救？是财政部，所以这个联席会议中缺乏财政部是不完整的。目前来说没有一个金融机构会破产，但是以后是会安排的，所以应该还是有财政部的参与。” 在唐·坎贝尔看来，全球的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但任何国家都总是需要应对资本市场波动和金融稳定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结构改革，如果经济本身强大，那么波动不会引起多大问题。” 苏西洛也表示，虽然印尼在近期遭遇经济困难，但只要坚定推行对经济长期增长有利的结构改革，这些动荡都会是暂时的。 中美应合作推动自由贸易 CEO们希望看到的是中美两个大国能有更好的经济贸易协调机制。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3年8月12日公布的资料，APEC成员之间一共建立了48个自由贸易区，其中多边FTA（自由贸易协定）为7个，其余为双边FTA。 而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13年普华永道亚太经合组织CEO调查报告》，吴卫军解释，这些FTA受益最多的是小型经济体，而CEO们希望看到的是中美两个大国能有更好的经济贸易协调机制。 惠灵顿驱动技术和新西兰林业研究董事长Tony Nowell CNZM在报告中称，如果能够达成覆盖10个或12个 经济体的地区协定，或者有朝 一日能达成覆盖21个经济体的地区协定，就可以大大消除这种复杂性。它会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提高便利性，因为如果要处理的复杂性降低，公司将能够把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 “法规统一将有利于我们更容易地进入市场。至少我们会知道把产品推向国外市场需要做哪些事情。”Neptune Bio-Innovations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Dr. Vijaya Rajendram在报告中如此表示。 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包容、公平增长，将实现的方式指向了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在物理上，指的是公路、铁路、空中航线等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互联互通。”唐·坎贝尔表示，简而言之，就是让商业更加便利。 而这，恰恰是APEC成员体如此重视自由贸易谈判的原因之一。“现在APEC区域内的国家热衷于双边和单边自由贸易谈判，中国应该大力推动地区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晨阳表示。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10月7日的APEC CEO峰会上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代表了区域自贸协定的最高水平，预计将在年内结束谈判。 克里称，安全涉及到经济增长，民生，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和发展机会问题。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非分之想”，只是想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好有个生计。当这些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动荡随之而来。叙利亚、埃及、阿富汗就是例证。 TPP在劳动条件、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供给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制定最高的标准。“这个谈判，在有些领域甚至是需要放弃国家主权的谈判。”吴为军认为。这也是TPP谈判一直进行得比较艰难的原因。 刘晨阳表示，奥巴马政府已经连续几年表示要在年底前TPP谈出一个协定，但是均未实现。“目前看来，今年能谈出的可能性也很小，最多是谈出一个初步的协议。”“奥巴马取消了亚洲行，对加入TPP谈判的APEC成员体来说，确实也让他们有一种担心。在我看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仍然是和中国关系比较近，和美国走得近还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是安全问题比较虚幻，经济是实在的问题。”在10月4日举行的APEC中国日活动上，印尼巴厘省省长表示希望中国能大力资助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印尼2013年到2017年间将需要34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但目前估算能够获得的投入只有1930亿美元。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 而随着新兴经济体中中产阶级的增加，将会在消费和基础设施方面产生很大的需求。而基础设施建设在APEC成员体中比较落后，不仅是在物理的基础设施方面，在信息交流、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极为落后。 “现在，服务和贸易在价值链的创造过程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中美两个大经济体本来是分割的，如果连起来实现价值创造的话，区域合作是非常有潜力的。”吴卫军特别表示，球在美国，希望美国能大胆拥抱中国来加入这个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