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共部门不透明，源自缺乏竞争。通常在一个竞争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企业对于产品和要素的定价会趋于相对准确，而且有价可循，此时试图隐瞒成本费用信息相对比较困难。假如一个企业想搞点贵买贱卖的事情，或者想遮掩一些支出之类，就很容易从竞争对手的信息中进行推断，除非竞争对手们相互能够勾结，否则相互竞争容易导致相互拆台，拆台的好处就是让信息逐步透明。别看企业相互之间在价格和其他方面掐来掐去的，这样其实对消费者有好处，如果仅仅是价格战，谈不上恶性与否，根本不像很多学者所说的，一看企业间进行价格竞争，就惊呼竞争恶化了，呼吁有关部门出来治理恶性竞争。 所谓恶性竞争，恰恰是在不透明的情况下展开的，和价格战毫无瓜葛。打个比方说，两个小店在一个小区，为了招揽顾客，展开竞争。如果相互之间展开价格竞争，就是良性的；如果其中一方在半夜里雇人去砸人家的店面，那就是恶性的。也就是说，所谓良性竞争，就是堂堂正正地运用经济手段展开竞争。而所谓恶性竞争，就是不择手段的竞争，后者显然会破坏市场的正常秩序。良性竞争通过价格、质量、服务等展开，促进整个行业定价机制有效，从而起到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作用。只有整个行业定价机制有效了，自然也就透明了。我们可以从这个道理反推，假如某个行业缺乏这种促进定价机制有效的竞争，那么就毫无透明可言。垄断行业就是如此。垄断的成因很多，有些属于自然形成；有些则是因为政府管制形成。无论是哪种原因，因为垄断的存在，必然导致行业定价机制失灵，因而整个行业也就不会透明。 那么在一个不透明的行业里，企业会干些什么呢？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不透明意味着具有私人信息，此时就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寻租。这个租金在自然垄断行业，就是垄断租金的一部分；在政府管制的非自然垄断行业，就是代理成本的一部分。通过外部审计可以部分解决这个不透明问题，但无法彻底解决。这是因为成本费用估计依赖对要素的定价准确，而审计部门在一个非市场环境下是很难做到估价准确的。因此，政府管制因为非竞争的原因产生了很大的困难，假如通过边际成本定价，几乎不可能完成；假如通过平均成本定价，或者平均利润管制，则完全依赖企业提供的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又是企业的私人信息。所以，管制部门和被管制的企业之间只能在给定的信息下进行利益谈判，或者说利益分割。而即便这种利益谈判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说个具体行业大概更容易理解。比如类似北京这种城市，对出租车行业是进行平均利润率管制的。有关部门给出租车行业限定了一个平均利润率，比如8.7%，注意，这个利润率不过是基于企业提供的信息而制定的，不是行业竞争所产生的，因此，这个利润率是在信息不对称下产生的，未必真实。那么假定这个利润率是合理的，是不是说管制就有效呢？不一定。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种可能性：假如出租车司机在外面刮蹭了，是选择一个最便宜的修理厂去维修，还是回公司去维修？据说，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得回公司指定的维修点维修。那么这个指定的维修点是谁指定的？据说是公司指定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关联交易机会，那就是这些指定的维修点的报价和市场价格相比，可能会更高。而司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维修成本。这就意味着，公司可以通过设定这些内部服务来调节司机的实际报酬。当然，公司也可以不设定这些内部服务，而是直接通过各种罚金形式来调节司机的实际报酬。这就意味着，公司可以通过内部管理制度来完成成本费用的调节，从而使得公司所呈现出来的人工成本和司机的实际报酬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这就是公共部门的内部利益游戏。当然，这只是我们想象的一种可能性，如果和现实雷同，纯属巧合。希望现实世界中公司不会这么做。 因为存在成本费用调节的可能性，就让基于成本费用的管制失灵。实际上维护司机利益根本无法通过价格调整来实现。问题出在哪里？给定一个行业缺乏竞争，也就必然不透明，那么通行的成本费用管制办法就会失灵。因此，需要改变思路。竞争本质上是用脚投票，也就是说司机可以选择待遇更好的公司。但在垄断行业，这根本无法实现。那么经济学告诉我们，在不能用脚投票的场合，必须满足两个机制：一是用手投票；二是呼声。而这两种机制都依赖有能力参与利益谈判的代理方的形成。工会是这种代理机构，由于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企业工会，而不是行业工会，使得工会成为企业内部的一个机构，受制于企业决策者，也就难以发挥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有效规制公共部门内部的利益游戏？答案不言之明，至少是一种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