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投资者报》：你觉得10年后中国资本市场将怎么样？
钟麟：现在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是“谁来制约产业资本”以及“信托责任”严重缺失。如果产业资本不计声誉，任何一家机构都比不上其对股价的操纵，如东方集团大股东去年违背股改承诺高价减持、日前低价增持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制约，甚至成为常态或者受到的制约仅在于道德谴责或民法层面，那么后果将很可怕。
在制度完善前提下，市场用不了10年，再有三五年，就将成为全球最大、最有生命力的资本市场。10年内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三五年内市场作为经济“晴雨表”作用完全可以得到较好体现，并且螺旋向上发展。
《投资者报》：那10年中我们要怎么做？
钟麟：还是应该完善制度，譬如在市场上实施“辩方举证”，营造适合价值投资的环境；对上市公司采取强制性大比例分红，并将之与企业上市融资的比例相对应；还应加强对广泛享用公共资源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的约束。
《投资者报》：在16年的投资生涯中，投资理念有哪些变化？今后10年是怎样的思路？
钟麟：十几年间，我的投资理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92年至1996年，那时的市场是“股不在好，有庄则灵”，炒股的普遍思路是“与庄共舞”，要么坐庄，操纵股价，要么跟庄，我的准则是“庄家思路”。那是暴利的时代，但也有很惨痛的经历。
二是1997年至2002年，1996年12月起市场开始设立涨跌停板，游戏规则发生变化，1997年香港回归使得国际上的投资理念传入中国内地，价值投资逐渐占据上风，这对我原先的操作理念形成了很大冲击并逐步确立了价值投资理念。
三是2002年至2006年，2001年开始的熊市使我明白死板的价值投资并不适用于中国，于是形成了阶段性的价值投资理念。譬如湘邮科技这样公司只持有一年半即抛出了。在坚持阶段性特点上，可以说我比但斌圆滑些。
四是2006年开始的大牛市至今，我开始实践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即做二级市场投资的同时还参与一级市场做PE私募股权，但我只和龙头性的、能够定制行业规则的企业实现强强联合。
第一个阶段收益率是最高的，也是最受争议的阶段，第二阶段属于稳扎稳打。市场总是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每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都对当时的投资理念形成巨大冲击。
《投资者报》：今后10年，你个人有哪些规划？
钟麟：我八九年前曾说40岁就退休，但现在还在忙，一方面你做到了多大的规模，身上就有了多大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未来10年中国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是可期的，如果不参与其中，我会觉得很遗憾。
我希望到50岁时，生活在苏杭一带某个离城市不太远，又相对脱离浮躁的小镇，做一些长线投资。还希望能做一个教育方面的慈善基金，回馈社会，这个想法要留待未来的10年去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