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贫穷是一种力量——这个道理 *** 一定熟悉。但是当他在1976年离开人世的时候，一定无法预想在他身后的中国，会掀起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扩张狂飙。
他的那些“一辈子盼望吃饱肚子”的人民，仅用了30年就改头换面，过上了“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生活，并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旅游和奢侈品消费群。这些人民从贫穷的山坳出发，以三年一个台阶的速度穿越物质生活的不同层面，像搭乘了高速电梯，三十年走完百年路。
那种从火山深处迸发出来的、要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和壮观，使得中国成为当代最引人瞩目的悲喜舞台。在这个喧闹而广阔的地理和历史空间，活跃着众多的草莽英雄、民间贤达，在他们的周围，是如山冈般慢慢站立起来的沉默的大多数。
寻找其代表并记录他们的财富增长故事，为这30年的财富增长史留存一份历史的记忆，是本期专辑的初衷。
我们选取了一组第一代个体户的图片故事，他们让人想起朦胧并火热的1980年代早期。我们记录了一位到广东东莞打工10年的民工的生活，他代表那些沉默的山冈。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属于这个时代的明星——企业家——尽管最初他们并不见得有多么出色，但是后来分别达到了自己那个时代、那个族群的较高水平。
他们分别是：1984年开始琢磨造冰箱、10年后开始琢磨造汽车的农民李书福；1985年到深圳的转业军人王石，人们后来熟知他是因为房地产业的兴起；1991年创业的温州草根老板周大虎，一辈子梦想成为全球打火机大王；2003年创办分众传媒并使之三年后上市的江南春，33岁的他几乎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国偶像。
他们的故事跨越30年，地域、背景、经历各不相同。但是这些创业或生活的故事皆在不断重复一个道理：路是靠自己闯出来的。实际上，从1976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私分自留地事件开始，所有的致富浪潮都反映了一个趋势：那些勇敢甚至冒失的个体实践者偷偷地突破了政策樊篱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的尝试因而迅速普及为全民经验，最后又被新的政策所认定。这个过程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30年的改革智慧史——
来自于草根，归结于庙堂。
3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站立在山坡上，但又处在岔路口。来自民间的改革动力似乎已触及天花板，现有体制的改良亦到达了最核心的路段。在各种力量的纠缠作用下，贫富分化带来的冲击迅速消弭了人们对普遍富裕的喜悦，在对暴富者诅咒的同时，全民几乎又陷于暴富梦而不能自拔。体制和文化的双重冲撞使得这片土地充满了张力，而市场全球化又不可避免地加剧着这一过程。人们不禁发问：当我们不再像30年前那般贫穷时，前进的力量来自何方？
无论怎样，我们有了金子般的30年。这30年不仅使老百姓生活水平极大提升、国库充盈，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全社会协商变革”这种当代中国特有改革模式的巨大效益。先寻体制突破，再造文化共识，我们有理由相信，改革智慧可以自民间入庙堂，反之亦必可行。
希望30年后的中国不必再有今日精彩纷呈之历史壮剧上演，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如饴，不必担心失去保障，亦不必整日跟人比富。到那个时候，我们方可以自称不再贫穷。
中国人创富30年回望
这不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哪怕你是亿万富翁富婆。轰轰烈烈或平平凡凡，那是你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关键是你快乐吗？
改革开放涨工资带鱼吃掉一座立交桥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在30年前遭到过相当的批判。其实，那时候大家哪里谈得上“财”？城里人不过拿点工资，乡下人挣些工分罢了。
且说工资。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7月，财政部规定对供给制干部实行小包干，生活费和津贴费一律折米供给，分大中小3种标准，大灶每人每月折米130斤，中灶165斤，小灶225斤。时彭德怀奉命进京商议志愿军入朝参战事宜，不与夫人同吃，因为彭可享受小灶，夫人只能委屈中灶。
1952年7月起，各级政府干部津贴分为29级，并实行工资分制，最高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工资分为1006分，最低区县勤杂员为85分。在关内每一工资分合实物的数量为：粮食0.8斤，白布0.2尺，食盐0.02斤，煤2斤。到1955年7月，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过渡才完成。
30年前，工资就是城里人收入的全部，不像现在只是零头。因此，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招便是全国60％的职工涨了工资，这如何不教人欢欣鼓舞？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除了工资，政府还悄悄地给某地人民一些好处。比如北京，每年过国庆都要供应一点带鱼，但1986年带鱼的调入价涨到每斤3.80元，比前一年高出整整1元。为此市府开了5次会，要么不吃，要么财政补贴。全市吃一次带鱼少说要1000万公斤，加上过去的补贴，这要财政掏2000万元，正好是1座立交桥的造价。
七次暴富浪潮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大家显然不满足一点点地啃立交桥，谁还没点追求呢。从大的方面说，这30年来，中国人的暴富浪潮至少有七八次。
第一次是价格双轨制。在物价转轨过程中，为减少社会震动，自1984年起中国实行了独一无二的物价双轨制：生产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之间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不到700元一吨，而市场上能闹到小2000元，只要搞一笔，立马就成百万富翁。于是权力腐败日甚，条子满天飞，文言曰：把体制内资源搬到体制外。类似的还有进出口配额。
第二次是利率差。在通货膨胀明显高于银行利率的年头，用户很少能用真正的银行挂牌利率贷出款来，这样，银行得到的利息与贷款者支付的利息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利率差。这中间能生出多少富翁富婆？相似的还有汇率差，炒美元、炒黄金啊。
第三次是房地产，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财时期，古老而又现代，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至今仍未有穷期。
第四次是股市、期市、汇市、邮市，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接下来还有IT、国际化、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经营、国有垄断行业等等。
在所有的暴富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行政权力与市场的结合、混合、融合。
不要争论
就这么干下去
私营老板也可入党
行政权力如何与市场结合？这不仅是现实问题，同样是理论难点。
吃饭是个现实问题。1977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问一个农家青年，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说，吃饱肚子。万里问，还有呢？答，把地瓜干换成粮食。于是，万里弄了个文件，很朴素的：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
此举立刻受到攻击。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但会上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众书记或各持己见，或模棱两可，只有安徽和四川明确表示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话说得客气！
姓社姓资确实是个扎眼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摆上台面，经济总也躲不开政治。辽宁本溪女工关广梅租赁了8家国营副食店，成绩巨大，但有人问：这是姓社姓资？《经济日报》为此展开讨论。
雇工是另一个敏感话题。为什么雇7个人就算个体户，而7人以上就是私营企业？谁说得清？1983年12月9日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材料。邓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
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1982年9月，中共中央提的是有计划商品经济，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用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登上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在入党问题上，更是在2001年才有了更大的宽度。当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 *** 成立8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江泽民说：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个体户被定位在拾遗补缺
乡镇企业一举占据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深圳，逃港风复起。1979年6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文号召全省人民与之作斗争，对有功人员将给予奖励。1年后的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
除去事先设想的4个窗口作用，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也最大可能地缩小了与香港的经济势差，形成一个缓冲带。
一边是有人往外跑，另一边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回到城里找不到活儿，1979年，城镇待业率为5.4％.国家一下子安排不了，当时的口号是广开门路，三扇门（国家、集体、个体）就业。国务院文件里有句大实话：个体户也是劳动者。至此，主动的或被迫的，非国有经济开始大发展。
1952年，中国的个体户有750万人。经过20多年“兴无灭资”的改造，到1978年，个体户只剩下15万人。1981年底，个体户增长到101万人。但是，当时私营和民营企业仍不被承认，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慢慢补充着，百万富翁们也开始从倒服装、开饭馆、卖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到1983年，非国有的乡镇企业一举占据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当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中国工业的二分之一，乡企职工数已达1.02亿人，超过国企。
而在理论上说，1994年初，中国居民财产已超过国有资产。当年居民资产总数已达46000亿元，与之对应，到1993年底，中国国有资产总量为34950亿元。
到2002年6月底，中国百姓越发富了，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达22.83万元。从1984年到2002年户均金融资产增长速度为25.5％.在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房产比重最高，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
百富榜门槛一年提升3.5亿
为调查偷漏税情况，1991年5月国家工商局确认中国有百万富翁490人。但这个数字值得怀疑，如果官方有办法查清人们的收入，就有办法查堵偷漏税。到1993年中，据说百万富翁已达百万。
如今大家比较认同的是洋人的调查。2004年10月12日，“2004胡润百富榜”在上海揭晓，35岁的鹏润投资董事长黄光裕拥财105亿元，成为2004年的中国内地新首富。
接下来还有盛大网络陈天桥、中信泰富集团荣智健、世茂集团许荣茂、万向集团鲁冠球、天狮集团李金元、网易公司丁磊、香港富华集团陈丽华、合生创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仲盛集团叶立培等。
1986年，黄光裕跟他20岁的哥哥黄俊钦北上做生意时，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半年后，两兄弟转战北京，在北京珠市口盘下一个100平方米的门面。初时卖服装，后改卖进口电器。国美电器在1990年代后期经历了裂变式的增长壮大，店铺开始遍及各大城市。同时，黄光裕也进入房地产业，鹏润大厦写字楼让他赚到了钱。2001年1月，黄光裕成立鹏泰投资，以前完全不懂资本运作的黄光裕与资本较上了劲，终于在2004年将资本运作玩得炉火纯青。
以黄光裕这等学历，以零售业房地产这等传统生意，黄光裕一鸣惊人，令MBA、EMBA们惭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社会依旧是发展中的战国时期。
在过去的1年中，网络游戏业的春天让陈天桥踌躇满志。和前辈丁磊不同，陈正在用另外的方法介入IT的最大盈利空间之一，他用5年时间打造了一个市值140亿元的公司。
2004年百富榜的门槛从上一年的9亿元提高到12.5亿元，榜上100人的平均财富是25亿元，增长29％.行业仍集中在房地产业，有45位主营房地产业。
年轻的新生代富翁越来越多，前10名富豪中有3人在35岁以下。40岁以下的富豪占到26％.其中最年轻的是2003年继承财富的李兆会，只有23岁。广东依然是产生最多富豪的地方，榜上19个企业总部设在那里，17个企业家是广东人。
工程师兼职被判刑
脑体倒挂有了改变
以黄光裕的文化水平，搏得中国首富，确实令大家惭愧。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富能力大大增强了。
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专门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上层的文不是瞎发的。1985年前后就出过这样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兼职被判刑，后平反。时至今日，上层再不会发此类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就给自己许多许多物质奖励。
脑体倒挂曾广受诟病。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人对陶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00多元钱，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10年后情况有了改变，1995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珠海市劳动局2000年制定的该市85个职位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为：管理人员中，总经理年薪为110800元，月薪为9233元，最低的统计人员年薪为7800元，月薪为650元；新毕业人员中，博士年薪为80000元，月薪为6667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员年薪为5400元，月薪为450元。
据报，1992年走红歌星的出场费是：韦唯6000元，毛阿敏5500元，杭天琪5500元，刘欢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张行4500元，范琳琳3500元，解晓东3000元，蔡国庆3000元。和现在比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