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股民康柏华自缢身亡
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专门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上层的文不是瞎发的。1985年前后就出过这样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兼职被判刑，后平反。时至今日，上层再不会发此类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就给自己许多许多物质奖励。
脑体倒挂曾广受诟病。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人对陶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00多元钱，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10年后情况有了改变，1995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珠海市劳动局2000年制定的该市85个职位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为：管理人员中，总经理年薪为110800元，月薪为9233元，最低的统计人员年薪为7800元，月薪为650元；新毕业人员中，博士年薪为80000元，月薪为6667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员年薪为5400元，月薪为450元。
据报，1992年走红歌星的出场费是：韦唯6000元，毛阿敏5500元，杭天琪5500元，刘欢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张行4500元，范琳琳3500元，解晓东3000元，蔡国庆3000元。和现在比比吧。
“不托市”成为流行
中国股市让一些人赚到了钱。它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说服股民国家不能保证赚钱，以及自我约束国企上市圈钱欲望的过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近一年后，1991年7月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1992年8月9日，深圳发行1992年度新股5亿股，在百万股民疯狂抢购新股认购表的同时，一些金融证券从业人员及公安、武警、保安人员竟也利令智昏，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营私舞弊。8月10日傍晚，一些人要求见市长并上街游行请愿，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其间多辆警车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动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查实，在300个发售点中，有95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经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
与深股暴市同创中国第一的是康柏华，他住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因忍受不了炒股亏损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缢身亡。
1995年2月23日，沪市国债期货突掀大风暴，一瞬间盈亏翻覆令人目瞪口呆，损失数以亿计，这就是著名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被称为“建国以来金融界最大丑闻”。
5月17日，中国暂停期货交易试点。“327”之祸首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辞职，后以受贿29.4万元和挪用公款240万元被判17年徒刑。
终于，中国股市值得记录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2月16日出来了，《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称：“他们众口一辞，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
当日，股价大跌，几乎全部跌到10％跌停底线。一时，“不托市”成为流行。
军警法禁商
郑州立起馒头办
经商成为改革开放最热，“十亿人民九亿商”。官员也不甘落后，昨天还是局长，今天就变总经理了。行政衙门作靠山，名流官员挂招牌，供产销运贸无所不搞，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条子遍天下——这等阵势，谁可与敌？
显然，这种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将贻害无穷。1984年7月17日，中国上层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干部与群众合办企业。1985年5月23日发出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禁令。1985年7月9日，上层重申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中央三令五申，可见事态严重。
军转民曾是改革的一条经验。1998年7月23日，中央召开军队打击走私会议，在会上除重申军队武警不得经商外，又把禁商的范围扩大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此举看似经济行为，实为政治决断。解决原来由军警法系统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及其庞大资产并非易事，更难的是国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粮来弥补原先由军警法公司提供的经费。严格说，军警法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尽管中央上层在自我削权，但一些地方政府却舍不得印把子，时常还要挥挥手，威风八面。
郑州人民与全体北方人民一样喜欢馒头，郑州市政府还专门闹起个馒头办公室来为馒头服务。馒头办公室各级政府都有，蒸馒头是要办许可证的，在市里办要交1100元，区里要交1600元。官员们抢着为馒头服务，不幸抢急了眼。2001年3月2日，郑州市场畅销多年的郑荣牌馒头被二七区馒头办罚款，3月6日又被管城区罚款，而这郑荣馒头偏又是在市馒头办挂号的。报复很快来了，3月14日市馒头办在金水区正要查处一家馒头厂，区馒头办便赶来争抢，当街对骂……
还有更强硬的招儿。周余武曾任湖南嘉禾县委书记，在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中强力行政拆迁，拘捕拒拆公民，株连公职人员家属，抗拒新闻舆论，引起众怒。嘉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2004年6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湖南省对嘉禾珠泉商贸城项目中的违法违纪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周余武被免职。
如果全国有一半的县出了周余武，北京会有多少上访者？中国社会能够承受多少地方的政绩成本？
另一位官员的反思或许对周余武有点提示，此人是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2004年6月15日，刘方仁案开庭。在庭上，刘说，我现在非常后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
刘所说的“懂法”，显然不应是狭义的精通法条，不是简单地以法条约束自己不贪污不受贿，而是以植于内心的法律意识和宪政精神去执政。
为官一任，权倾一时，不仅要知道为官要干什么，要怎么干，更应该知道为官为什么要干，什么不能干。今日各级官员，其教育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博士硕士比比皆是。但其中，多是理工背景，又有多少是学法律或社会科学的？——前者注重的是技术是操作是执行，后者讲的是为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不与民争利，这是为官起码的禁忌。
民工潮一浪接一浪
大邱庄号称中国第一村
很长时间里，农民是中国的另类。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通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但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来浪也没了，竟把城市淹了，农村包围了城市。
1988年，上海有流动人口140.8万人，广州117万人，北京111.9万人，天津110万人。1991年1月21日，当天抵达广州火车站的旅客达71万多人，这中间许多是外省民工。
真正把城乡差别缩小了的是农民自己。民工里出人才，比如东方集团的张宏伟，当年就是扛着铁锹进的城。如今你多大的来头弄不到钱，但张宏伟行，1998年3月30日一贷就是3000万，10年期低息，还是美元。
过去农人的悲剧是陈永贵，后来是禹作敏。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个公司的一名职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逼供殴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员去调查，被村民拘禁13个小时。天津市长聂璧初大怒，亲令放人。于是调来武警，远远逼视，一时全国瞩目。事情闹到这份上就不好办了。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再后死于刑内。
所有的发财都应在法律的底线内。1992年经济热，物价涨，百姓已不会再像1988年那样往家背肥皂扛咸盐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钱保值。一个叫沈太福的人看准了这一眼，他创办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年息24％且随时兑取（当时银行活期储蓄年利率只有1.8％）为诱饵，加上传媒帮忙，仅半年就非法集资人民币10多亿元，波及全国17个城市的10多万人。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因贪污300万元和行贿25万元（当时没有非法集资罪）被处决。同案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受贿5.2万余元和贪污2万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但此后，非法集资却愈发张狂。从大权在握的金融官员到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堂堂公司到民间标会，都奋勇杀入。其前后金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有，1991年10月的韩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额3.6亿元；1994年7月的邓斌无锡新兴公司案，32亿元，后扯出王宝森陈希同案；1997年8月周明容案，2.8亿元；1998年李国法河南三星集团案，5.8亿元。
黄鸿年抖擞资本花枪
“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
开放，全球化，是中国人发财的一条新路。雷宇是较早的一个标志。他没往自己兜里装钱，但给许多海南人创造了发财机会，末了丢了官。
1983年，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的一个区，穷得很，财政吃补贴。国家给政策，让海南快些富起来，可以进口洋货自用。但用着用着，或者还没来得及用，洋车就跑出岛了。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准进口汽车89000多辆，已到货79000多辆，有10000多辆倒出岛外。海南区直属的94个单位，就有88个倒汽车，连学校幼儿园也奋勇当先。此外，海南还进口了大量的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
钱从哪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5.7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10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42.1亿元，比海南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至案发时尚有21.1亿元未还。
海南出事后，雷宇降级到广东花县、增城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61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96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子之责。
黄鸿年是另一个利用开放发财的人。黄是印尼著名华人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之次子，1980年代末，黄脱离家族自立门户，在港以中策公司为基地，伺机进入中国大陆。1992年，机会来了，中策公司开始大量收购国有企业，步骤大致如下：投入资金与国企合资，通过增资上项目等方式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将股权纳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现，实现滚动收购。
比如橡胶轮胎行业。两年间，中策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和杭州橡胶厂，注资分别是499.8万美元和1524.9万美元，将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ADR方式增发新股，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1.37亿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资金收购了重庆、大连和银川等地的三个橡胶厂，资产规模大增，这5家企业有3家是中国轮胎行业的9大定点厂。黄鸿年最有名的是一揽子收购泉州全部37家国企，组建中侨公司。
与黄鸿年的收购相对应，“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国企为争取优惠政策，热衷于搞合资。据对一些省市3万家合资企业评估，80％的中方企业丧失了90％的应得权益，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
曾昌飚打造平壤一百
西班牙烧了中国鞋
黄鸿年要进来，中国人也要出去。在观察了朝鲜7年后，沈阳中旭集团董事长曾昌飚决定到平壤去。
平壤第一百货大楼是目前朝鲜国内最大的百货商场，位于平壤市黄金地段，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2004年深秋，曾昌飚率领300名以温州商人为主的供应商，把平壤一百打造成主要以销售温州小商品及中国的轻工产品为主的综合商场。
曾昌飚与朝方签订了10年的承包合同，朝方只征收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朝鲜劳动力便宜，营业员月工资只要70元人民币。另外，中国供应商被允许使用持币证，可以将人民币带出境，也可以使用持币证购买易货商品，如换购铜矿石、丝绸等中国市场上的紧俏产品。更大的鼓舞是，朝鲜官方汇率从以前1美元兑换2.15朝元下调到1美元兑换150朝元，这使中国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汇率与朝方结算。
但曾昌飚的浙江老乡陈九松就不大幸运。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尔切城中国鞋店附近贴满了煽动游行示威的大标语：“埃尔切市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埃尔切所有亚洲鞋都赶出去，把运送亚洲鞋子的集装箱全部烧光！”
9月16日下午，埃尔切城的中国鞋铺纷纷提前关门。陈九松也早早关了店面，但他这天刚好有16个货柜的货要进仓库，此时被堵在了路上。一时间，一个个鞋柜被游行的西班牙人践踏、焚烧、哄抢，大火照亮了埃尔切的天空……
西班牙人的愤怒源于中国鞋的廉价。西班牙企业生产一双旅游鞋最低价格为20欧元，但中国人生产同样的旅游鞋仅为3到4欧元，甚至2欧元。西班牙报纸报道，由于中国鞋大量进入，西班牙鞋厂工人失业人数剧增，2002年埃尔切有12个西班牙鞋厂破产，2003年增加到14个，2004年头7个月猛增到26个，1000多工人失业。
不仅是陈九松，联想也遇到了麻烦。2005年秋，美国国务院决定向联想采购1.6万台电脑，价值1300万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FrankWolf提出，“联想是一家被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美国国务院应对此笔交易进行调查。”美国人还表示将改变相应的政府采购流程，这对联想的杀伤力极大。虽然联想收购了IBM的一部分，但从IBM继承过来的政府订单将泡汤，联想的海外扩张计划受阻。
中国鞋出口受阻，电脑受阻，但窝在家里也不受用。2004年中国用棉量达到867万吨，占全球棉花消费量的36％，大量棉花进口。中国棉打不过洋棉，不仅输在质量上，更输在价格。2004年国产棉比进口棉每吨贵721元，2005年就更贵了1766元。咱能造便宜的鞋子，种不出便宜的棉花？
据说，这主要是由于进口棉花背后巨大的补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目前占全球的市场份额约42％，2005年美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45％.美棉为什么这么红？因为后面有美元。2004年美国棉花补贴总额达27亿美元，占全球棉花补贴总额的67％.据说，几年间，中国棉农丢了180亿元的收入。
类似的情形还有大豆。
HDI中国排名第106位
有车了但到处堵车
经过这30多年的辛勤劳作，大家都觉得自己富裕多了。但就怕认真：拿数字来！以人均GDP来说，中国仍排在世界百名之外。不仅如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核算体系HDI，以此衡量，中国在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6位。前面不仅有加拿大、法国、挪威、美国等发达国家，香港第25，泰国59，朝鲜75，印尼96，蒙古101——都比咱靠前。
这个HDI不是单单看挣了多少钱，而是把人均预期寿命、扫盲率、社会福利等因素都加入其中。如此就明白了：也许咱有汽车了，但到处堵车、满鼻子的汽油味。如此，生活质量提高了吗？快乐吗？
人们生活得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物质是否充足。近年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产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环保这样的公共物品，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改善的，若由个人选择，几乎人人都选择多赚钱、多消费、多污染，结果谁都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人民的痛苦指数在增长，最后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
相对应，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出现了。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国王提出的，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