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投名状”是一部颇值得管理学者好好思考的一部电影，因为其中表现了中国人自组织与伦理本位的组织方式和科层体系的冲突。
美国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史考特指出任何管理其实都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他称之为的理性系统管理模式，另一则是自然系统管理模式。前者强调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所以管理的主要工作就是规划、执行、监督、奖惩，管理者设定组织目标，将目标设计成工作流程，再监督员工分工做事，以流程、规章、组织结构与命令体系控制员工，完成组织目标。而自然系统则以为权力是自下而上的，人自然而然以其人际关系网自组织成工作“团队”，“团队”之间再透过协商、沟通而形成网络。组织管理者要提出愿景，塑造文化，做好领导，才能使“散漫”的团队为组织目标而努力。好的管理其实两者缺一不可，但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却以韦伯的科层组织原则与泰罗的科学工作设计为开端，所以是理性管理系统为主轴，辅之以自然系统的修正。中国管理的特质却刚好相反，我们总是先承认自然系统管理模式的正当性，再辅之以理性系统加以修正。
电影中，“山字营”的成立就是典型的中国自组织，它不是由上而下经由清政府发饷、征兵成立的，而是以庞青云、赵二虎与姜午阳纳了投名状的“桃园结义”三兄弟为领导核心，加上来自同一村（常常就是同一宗族，甚至同一姓氏）的一百零八好汉为班底，扩大而为一个八百人的土匪帮。在降了清之后，成立“山字营”，又加入一千五百的“外围”兵员而组成此一组织。“投名状”意味着“义”的伦理，而“山字营”的组织方式则是我在《中国人的管理智慧》一书中讨论的“差序格局领导”与“礼治秩序的管理”。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分配原则就是“见者有份”、“大家共享”，这正是翟学伟教授在《中国人的行动逻辑》中谈的熟人“均分”的行为原则。这种以“拟似家族”为基础的组织方式，以伦常为核心的关系管理，以及以分享为准则的资源分配方式，正是中国人在自然系统中的组织行为表现。
“山字营”一旦被纳入清朝的官僚体系中，马上面对了“水土不服”的问题。面对科层体系理性系统，他们的“见者有份”的分配方式立刻被制止，庞青云与绿营军的陈军机大臣谈出了一个潜规则，就是入城之后，一半财产被“接收”为国家资源，一半可以“抢劫”成兄弟均分的个人财富。只是有人搞不清楚科层原则的国法军纪，“抢”过了头，竟强奸民女，这时连“大家长”的代表人物赵二虎也不得不手刃自已的子弟兵了。
第二个适应不良，则是他们独立成系，被别人视为一个派系，别的派系与之勾心斗角，而不会“同心齐力，报效国家”。在舒城一役中，“山字营”以八百人对太平军五千人，以“兄弟义气”集结成生命共同体的“山字营”发挥出中国式自组织的竞争力，大家同心，为了家族的生存资源拼了命，竟打散了五千大军的严整阵式。一旁作壁上观的绿营军一千五百人，名义上已归“山字营”，但却根本不听领导庞青云的指挥，只是看到胜利在望时才全军投入，分享胜利。
中国这种以家为基础的自组织方式，一与理性系统的官僚体系结合，就成了各拥“家长”的派系。在苏州围城中，“魁字营”看着“山字营”缺粮少炮也不相救，这岂是国家军队对待同僚该有的表现？最后要靠着庞青云去“合纵连横”，才答应供粮供炮，但要战果分享，让我们再次看到“分享”这个自然系统中的交换原则。照道理，“魁字营”只要上司姜大人（不晓得是带领湘军的曾国荃，还是带领淮军的李鸿章）一声令下，就应与“山字营”同心同德，一起杀敌。但事实上，军队内部却像一张关系网络，不像一个科层组织，要靠谈判、协商、分享及合纵连横才能联盟，而不是一个命令系统下的两个部门，靠着流程、规章、组织结构就能结合。这又是中国式的自组织在理性系统中的“怪异”表现。
最后的高潮则是赵二虎不得不死。他在庞青云杀降后，一气就要带着子弟兵回乡。这在科层组织中可是聚众闹事，敌前逃亡，是不得不死的重罪。他在南京攻下，太平天国覆亡后，还坚持“潜规则”，一定要与兄弟们有福同享，但私发军饷又是死罪一条。最糟糕的是，他在天下太平时还私发军饷，这可是收买军心，别具用心。当上司质疑“‘山字营’是不是已经成了赵家军”时，科层组织由上而下的权力格局已经判了赵二虎死刑。比较曾国藩太平天国一灭，就自动解散湘军，自已一个人到北京做官，我们只能说赵二虎太不懂“官场文化”了。
电影花了很多笔墨在庞青云的权谋诡诈上。中国官场的权谋诡诈并不足为奇，中国人的自然系统组织方式进入科层体系后，一方面要遵守组织规章，达成组织目标，需表现出六亲不认，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又要遵守“投名状”式的兄弟义气，以人伦法则做好人情交换，所以不免有假仁假义的情况，所以中国人长于权谋其来有自。但庞青云的野心与权谋描述太多，却使观众觉得这成了“正邪之争”。其实庞青云没有野心与权谋，也不得不杀赵二虎。在清廷的压力下，庞青云只有挥泪斩马谡，否则只能“逃官”，甚至只好与赵二虎重上梁山再做土匪。这更突显出中国人的自然系统组织模式与理性系统科层体制的矛盾。
最后，姜午阳杀庞青云是悲剧，却是必然的悲剧。他毕竟不能了解天下太平后，权力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多么痛恨“拟似家族”自组织出来的武装势力，只知道庞青云不讲兄弟义气，所以留下一句“兄弟乱兄弟者，必杀之”的“投名状”行为法则，然后以命相随。
电影的价值取向还是十分“中国的”。导演陈可辛让我们同情赵二虎，因为他留下一句“二虎是个好汉”就愿为兄弟拼命；姜午阳也是悲剧英雄，他有为了“投名状”法则就以死相随的义气。相对的，庞青云就算不演成野心权谋者，我们也要恨他是一个不讲义气、不念人情的“酷吏”。这个价值取向说明了，在中国有情有义才是“好人”，以情义相结合的自然组织方式才是我们所认可的，至于理性系统科层体系，在我们的传统里，是必要的，但却是必要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