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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微观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是有巨大的差异的，贷款这种融资形式，所要求的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评估的现金流和偿还能力、相对较低的风险，主要适用于企业发展进入到相对成熟、平稳的阶段。但是在企业的创业、成长以及调整、乃至退出的阶段，贷款这种融资形式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所谓产业转型，必然需要大量的新的企业的创立、新的技术的应用、大量资源的重组、大量企业的退出等等，在一个贷款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环境下，产业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必然难以得到满足。例如，在经济转型时期，大量企业有并购整合的需求，需要推动并购重组基金、杠杆收购、垃圾债券等发展。
当前的信贷紧缩，使得局部地区的企业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这既表明直接的信贷控制可能会放大经济的波动，也显示中国现在的企业融资基本还是过分依赖银行信贷，信贷紧缩对于企业运作的冲击相当显著。实际上从总体上看，在局部地区微观企业感受到强大的紧缩压力时，宏观经济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同样速度不低，关键还是企业缺乏信贷之外的其他的融资渠道来平衡信贷大幅波动带来的财务冲击。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债券市场现在依然分割，发展依然严重滞后。现在资本市场高度关注和担忧“大小非减持”带来的冲击，大小非为什么可能有强烈的意愿减持？除了估值的因素外，实体经济的资金紧张和融资渠道的欠缺所形成的资金挤压，也是十分关键的原因；如果有更多样的融资渠道的选择，有可能大小非减持的意愿会相应降低。
转型时期所伴随的信贷紧缩政策，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必然是中小企业经受的压力更大。这一方面是中小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所致，同时也是银行贷款的调整所致。信贷紧缩促使商业银行在有限的信贷安排上向大型企业集中，压缩中小企业的融资；向期限较长的贷款集中，压缩期限较短的、中小企业十分依赖的票据融资等。这反映了现行银行体系主要还是为大型的企业服务，更多依赖的是抵押担保等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实际上，如果银行体系竞争比较充分，那么，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可以拓展的空间应当是有限的，但是，在当前的结构转型和紧缩政策下，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压力，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还有可能对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产生积极的效果。
从特定的角度看，所谓经济转型，就是从原来较多依赖资源投入带动的增长，转向更多依赖技术的进步。不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是难以事前规划和设计的，一个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需要广大的企业进行充分的试验和探索，具有较大的风险，这就要求有恰当的金融服务形式来分散这种技术进步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同时也应当有足够的激励来奖励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这显然是难以依靠银行信贷来推动的，也是难以完全依靠财政资金来规划的，需要一个运行有效的、能够对技术进步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散和激励的资本市场，这既包括股权投资基金等，也包括创业板等市场，还包括灵活运用现有的资本市场来实现这种金融的功能，以及通过税收负担的降低和税务工具的激励来促进企业有积极性加大对技术进步和研究的投入。
从经济转型的产业角度衡量，转型同样也可以理解为降低对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的依赖，转向扩张内需、扩大本土的消费和服务业。这种转型的难度之所以较之想象的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逐步在沿海地区发展企业的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通过低资源价格、对出口部门更有利的汇率制度以及鼓励出口的种种政策措施，得以在全国的许多地区“固化”。要重新打破这种有利于出口的、已经部分“固化”的经济运行方式，把资源调整到内需部门，同样需要金融部门的积极转型。现行的金融服务，在对于传统制造业等方面支持已经较为熟悉，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服务业的支持十分滞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甚至不允许核销服务业的不良资产。在新的经济转型的阶段，要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就需要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通过适当的方式，从原来的低附加值出口部门，逐步转移到内需部门和服务业。
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服务业发展还比较落后。通过对比中美之间的服务业，我们可以看出差距最大的还是生产型服务业，那些为生产提供服务的服务业还很不发达，比如物流、包装、产品设计等，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也是中国服务业能够实现迅速增长的关键。从很多国家转型的经验看，在从紧货币政策的基调下需要大幅放松管制，给市场更大的创新的活力，特别是对一些特定服务行业放松管制。从现在经济转型的进展评价看，现在该紧缩的部分可以说已经部分见效了，已经从部分低附加值出口行业退出的一些资源应该投入到能够继续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更大增长空间的行业中去，例如医院、教育、社区性的金融业、生产型的服务业等，这些就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务的支持与转型，以及管制的放松。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因为资源价格的重估以及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的客观需要等，转型过程往往伴随着物价上扬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紧缩政策的转型也十分有必要。目前的货币政策已经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举措，也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从基本政策运作看，还是可以归结为国际收支失衡驱动下的被动放松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这种运作状况使得货币政策主动操作的空间十分有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回到传统的信贷管制的道路上，可能不仅难以保证紧缩政策的平稳实施，而且可能延缓政策体系的转型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提高。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更为灵活的汇率和利率体系，以及市场化的资源价格定价机制，都是企业转型所必需的金融政策环境。同时，在灵活的汇率和利率机制的形成中，也要给企业更多的管理汇率和利率风险的金融工具；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中国已经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的消费大国，但是，实物消费上的大国并不一定具备金融市场上的定价权，定价权的获得需要包括现货、远期、期货等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交易体系作为金融的基础，显然中国在金融领域还需要强化。
在面临资源价格上扬、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上升、外需下滑等压力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正在逐步显现，特别是在对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部分地区，这种压力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探讨这些压力的化解时，同样需要关注金融业的转型。没有一个多元化的、灵活的金融体系来满足产业转型中的金融服务的需求，促进技术的进步，那么，产业转型可能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付出更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