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展PE计划，应该成为国家当下的4万亿投资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PE是促进创新最有效率的工具。
田溯宁认为，创造出以中国为核心的、能影响世界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是中国在此次金融风暴下的全球经济中站稳脚跟，并能保证未来三五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他认为，就像爱迪生得到了摩根财团的资助，福特则受益于杜邦家族的投资，中国的优秀企业家、伟大创业者也必须和资本结合。
但孕育创新就必须承担很大的风险。尽管目前仍是中国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厌恶风险的银行很难起到这种作用。政府在孕育创新方面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但问题是“效率不高”，而PE，则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基于此，“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不单体现在过去50年的发展道路，也体现在PE这件事上。”田溯宁说，不能单纯用财务回报去评估中国的PE，更要依据其“对中国产业转型、对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贡献”。
PE将在三大领域内促创新
《21世纪》：在当下的全球危机环境下，中国PE如何更好得到发展？
田溯宁：历史经验证明，要走出危机，创新是根本。中国要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未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商业模式、技术创新才是根本。
以互联网宽带领域为例，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虽然不比西方落后，但从亚信早期建网到网络宽带化，到新浪、百度等网络应用，我们一直在进行商业模式的模仿。只有根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创新能够立足中国而影响世界，我们才能有信心渡过当前的难关。
而大量创新是来自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些企业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技术创新都需要资金支持。过去30年的历史证明，大企业很难创新。我自己的经验，亚信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面临创新瓶颈；网通尽管占据了更多的资源，但不要说创新，连模仿都很难。机会总是公平的，要不然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大企业了。过去30年最伟大的企业无论是微软、Yahoo还是Google都是从小公司开始的。
像我这样从企业转而投身投资的人，觉得应该唤起并传承十几年前我们创业时的激情。15年前做亚信时，我既没有钱也不懂得管理公司更说不上社会影响力。如今条件更好了，我们应该树立起更高的理想。过去无限想象力伴随着我们这群人成长，如何把同样的想象力、勇气和毅力带到未来30年？我认为非常重要。
《21世纪》：那么，您认为哪些领域将可能是引导PE投资流向的创新性领域？
田溯宁：我认为有三大领域。
第一个是宽带无线互联网，在这个领域或许可以实现早期互联网创业者的梦想：信息无所不在，商业变得如此容易。无线互联网与传统互联网不同，前者解决了商业对真实性、地点以及不可抵赖性的要求。如，实名制；支付；地点。假如过去互联网是没有方向也没有港口的海洋，那么宽带无线互联网就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中国又有世界上最大的用户群。
第二个是可再生能源。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想象力：我们所有的能源都来源于阳光，但过去的消费模式都与化石能源相关，结果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因此可再生能源领域有很大的机会。比如在沙漠开发利用太阳能，中国有1/5的土地是沙漠，这些沙漠都能因此变成油田，不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地下的油田而是天上的油田，该有多好？我父母都是搞沙漠研究的，沙漠其实是最好的能源聚集地。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生命科学领域。这些领域优秀的企业家、创业家和长远的资本的结合，能开启未来新的想象力空间。
这些领域中我比较熟悉宽带领域，其中PE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领域非常需要创新以及价值链的投资，我们非常缺乏这个。在中国基本是分割的，制造商是制造商，运营商是运营商，而应用又是独立的一块，这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无效率。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韩国的家族企业扮演了产业整合者，LG、三星等不仅生产电信设备，还投资或参股运营商，同时控制大量的应用型公司，从芯片开始就形成了纵向的产业链。在日本，三菱等银行是产业重要的整合者。中国过去由政府进行直接投资，但由于没有效率且很难对创新进行战略性投资，所以很难进行产业整合。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工具。
提升效率是关键
《21世纪》：当下中国政府正在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这其中，PE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田溯宁：最近我和一些国内PE管理者也在讨论：是否该呼吁政府把发展PE纳入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去？
1998年、1999年上一轮经济危机中，政府动用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老药方是否能解决新问题？今天我们的经济环境和过去不一样了，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很难受益于此次4万亿投资计划，渠道非常有限，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报，他们也没有被纳入这个报项目要钱的体系中。
即使可行，也是效率非常低的一种方式。我担心又会像上一轮经济危机时一样，每个地方都报项目要钱。我们现在是有钱，但是等到钱花光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到时候我们真正的危机就来了。中国根本问题不在于没有钱，而是资金效率低。其实财政的钱就是社会的钱，回报社会时哪种方式更有效？现在都是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是否可以利用引导基金的方式？是天天写报告效率高，还是把财政的钱创立引导基金效率高呢？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些企业现在非常困难。作为其主要融资渠道的银行本身问题也很严重。而一些优秀的PE，恰好掌握了大量资金，正好可以起到作用。
《21世纪》：但是：通过PE投资的方式，见效可能比较慢，毕竟投资会有失败，且需要时间；再者，各地方政府也在通过其他渠道比如发行政府债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您如何看这两个问题？
田溯宁：经济的问题往往是十几年积累的结果，想要在一夜之间通过大干快上解决，将会后患无穷。发展PE和财政拨款配套才是比较合理的。
中小企业的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改善资金结构，那就必须股债搭配。股权是解决法人治理的问题，债权则是通过杠杆能扩大生产。如果没有股权，只有债权和财政拨款，我觉得问题只会更严重。债权最后可能会变成坏账，财政拨款则是最没有效率的办法，我们走了多少年这种套路了。
即使是政府发债，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应该通过政府引导基金的方式来发展直接投资。引导基金大可以做成中国的FOF（fund of funds）。中国还没有形成西方那么多的机构投资人，大部分钱集中在政府手中。通过引导基金这种方式，还能培养出一批FOF管理人。
很多人也担心现在引导基金遍地开花，是否又有盲目的倾向。我自己也在国有企业工作过，我觉得现在政府在控制这种倾向方面的效果和效率都不必担心。
先解决主要矛盾
《21世纪》：那么，现阶段要促进PE发展，该如何着手？
田溯宁：第一要给PE一个合法的社会定位，现在是合法还是非法都还没有确定。第二是解决合格出资人和资金管理人的问题。这两个定义不清楚，会造成很多混乱。
下一步首先应该加快《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的出台。这个办法发改委已经探索了很多年，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完美的，救急如同救火，关键是要尽快出来而不能陷入漫长的争论和等待中。
其次是要尽快让合格投资人进入直接投资主战场，包括社保、保险机构和银行的一部分资金。
第三是出台合伙企业法的操作细则。有关合伙企业的税收、投资机构组织形式、注册等障碍应该尽快取消。
最好是要尽快先行先试。学习当年的深圳模式，在天津、深圳、北京、上海等市场比较成熟的地方赶快开始实践，不要搞一刀切。尽快总结经验，然后在全国进行推广。还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当然行业不能搞像银监会那样的监管机构而更应该强调行业自律。既不能出现像民间非法集资这样噩梦式的东西，也不能走回到计划经济形态下全面监管的道路上。
我觉得这些措施应该在短期比如3个月内尽快出台。
《21世纪》：中国目前并没有形成成熟的GP市场。怎么界定合格GP呢？如果短期内大量资金介入，会否形成混乱？
田溯宁：我们应该历史地看问题，中国的GP团队发展起来总要一个过程。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在争议中走出来的，早期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也是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慢慢做起来的。GP也会有良莠不齐的阶段，但是不合格的部分会被慢慢淘汰的，这是一个过程。
很少有中国这样的情况：那么多成功企业家转型去做投资。企业家做投资也许有很多问题，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GP的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在西方GP的从业人员基本就是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律师。如果把从业者主要限定在这个范畴内，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再建立一套推荐人制度。天津协会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推荐制度，吴尚志、陈十游、沈南鹏我们这些人人在推荐别人时都是把自己的信誉搭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