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相对欧美而言，中国PE(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实际上只有短短几年的历史，但正如“中国1年相当于国外10年发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语)，中国PE行业从萌生到快速发展，也不过短短几年。
正如所有行业的发展规律一样，当PE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之际，行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不断暴露，加之全球性金融危机，问题则更为尖锐，集中体现在：PE退出之路冰封、PE基金来源匮乏以及行业出现鱼龙混杂现象。
在此背景下，一个全国性PE协会在国内PE机构人士推动下开始酝酿，今年夏季天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期间，中国PE协会筹备小组正式浮出水面，筹备组组长为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邵秉仁。邵之前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而国家体改委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企股份制改革以及中国证券市场的设计和推动者。可以说，这些先行改革，为后来的证券市场开设和完善，以及股权投资奠定了制度基础。
近日，就全国性PE协会的筹备和定位工作，邵秉仁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PE协会定位于
搭起行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21世纪》：全国PE协会成立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协会如何定位自身？
邵秉仁：目前国内PE行业发展过程中，国家政策和行业自身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怎样保障PE机构的合法权益？怎样促进政府与PE行业的沟通？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发挥PE机构的作用？我们希望通过成立这样一个协会，更好地与政策制定者沟通，研究解决行业现存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完全是市场行为。目前国内许多行业协会都有政府背景，但我们这个协会的特点是市场化与民间化，这与国外的情况相类似。附带说明一下，发达国家的许多金融监管机构，基本上也是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的。
金融市场化过程中，协会将发挥行业自律和自我监督作用。协会成立后，要成立专业性机构研究各投资领域，并在出现风险时发出预警。此外，协会还将作为行业和政府间的桥梁，推动政府发展PE投资，使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21世纪》：目前协会筹备进展怎样？
邵秉仁：参与《私募股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起草是PE协会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办法》由发改委在牵头起草，协会与旗下许多PE会员都参与起草并提出了好的建议。办法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市场准入，即保险与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资金进入问题。另外是税收问题，对于PE机构要减负，不要双重征税，目前通常的优惠都是在中央掌控的那部分税收外，地方在自己能控制的所得税部分中减。对PE机构的税收如何考虑，应该有个统一规定。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行业协会的地位。如果协会由政府部门来主管，就难以做到市场化。《办法》将明确协会的性质和承担的职能，如果没有政府发布文件加以认可，协会就会缺乏权威性和影响力，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此外，协会还将组织就一些问题进行研究与互动，以促进交流和发现问题。协会章程和入会条件现在还只有一个粗略的框架，对于会员的资格我们有严格限制。
《21世纪》：PE是个需要高度自律的行业，但当下行业也出现鱼龙混杂现象，PE协会又能在这方面起到怎么样的具体效用？
邵秉仁：对于PE基金的管理人来讲，既要懂资本市场、更要懂产业。负责人可以不是复合人才，但管理层的主要成员应该在资本与产业方面经验互补。
现在的情况是，许多加入PE行业的人都是奔着赚大钱来的，大部分从投行出来，有的甚至连投行也没做过，对于实体经济更一无所知。即使是市场火爆的时候，有头脑的投资人也不会盲目把钱交给他们管。
不过，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能一开始就有足够的人才，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不能说没有人才就不发展了。资金来源扩大以后，一些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向好的行业集中。经过学习和挤掉泡沫，真正的人才和好的管理机构就会脱颖而出。
PE要避免过份投机
《21世纪》：在当下的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下行阶段下，PE有怎样的机会和空间？
邵秉仁：中国的改革需要循序渐进，以目前的状况，不可能指望PE立刻就能在国民经济中起多大作用。现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财政的直接拉动，PE的规模相对比较小。但未来如果PE规模放大，国内投资会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来降低经济运行的风险，而不是只靠政府投资拉动。
《21世纪》：您说的“降低经济运行的风险”如何体现？
邵秉仁：按传统的投资方法，PE退出的一种方式是被投资企业上市时变现，另一种是进行股权交易，当然也可以长期持有直接从企业获得分红。PE投资一般是中长期项目，投资期通常为五到七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企业健康成长、克服短期行为、提高企业质量都有好的作用，还屏蔽了把资金全部投入股票二级市场的风险。股票二级市场非常不稳定，因此许多投资人会快速买卖甚至操纵市场，这是证券市场本身的一个通病，而PE则可以避免过分投机带来的风险。
在海外，资金在PE投资与二级市场投资之间有一个合理的配置。我们原来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北京、上海、深圳的产权交易中心都是源于这一改革，出于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要求公开挂牌交易，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投资机构才能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与改革。PE投资也是一种产权交易，如果要说PE投资有什么重要作用，就是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它本身提高了实体经济水平和企业的经营、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则为二级市场储备更多的上市资源。
《21世纪》：目前国内有呼吁放开保险公司和银行对PE的投资，但很多人对此比较担心，毕竟此次金融危机起源于金融创新。您怎么看？
邵秉仁：(银行投资PE)最大的问题是涉及金融体制改革。我国银行是单一的存贷业务银行而不是综合性经营银行。银行资金可否用于实业投资？金融危机之后便有了新的担忧，如果放开投资造成损失怎么办？
我始终认为，这次海外出问题不在于金融产品本身，而是在运用金融产品过程中监管不力，过度依赖衍生品与杠杆。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接受教训，但不等于不要发展金融产品。
这次中国影响较小，是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且中国金融市场规模还非常小，没有完全市场化，相对处于封闭状态，这样风险就小一些，只是后来中投与一些银行对外进行投资才产生一些亏损。但从长远来看，金融产品还要按照中国的改革经验，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行。
《21世纪》：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总额约为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PE可以怎样参与？
邵秉仁：这次投资的主体基本全部是国企。我认为垄断行业如果不借此机会进行改革，还会是低效率。
另外，必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升级。半年前我们还在解决投资过热与通胀问题，现在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变成了积极财政政策。如果这次投资还重复原有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便会继续恶化原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而且，投资一定要促进消费需求，促进增长方式的合理转型。要着眼于民生与提高收入，特别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我同意提高所得税起征点，这样会促进消费增长。
这次投资要清醒，防止一哄而上、盲目重复建设，如投资城市和农村电网，我建议要配合推进电网的输配分开和农村电力改革，不然起不到应有的投资作用。
在这种大形势下，PE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金融危机之下扩张，因为这时候投资成本变低，企业的估值相对低很多。
目前的时局称作“危机”，有危，同时也有机遇。我们如果在认识上统一到位，在政策上放开大的金融机构成为LP，对于整个经济发展会有长远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