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有钱吗 温州“钱”人



  方培林最近的表现有些反常,就在其他民营企业、担保公司的老板们为申报“小额贷款公司”四处奔波时,他却稳坐办公室无动于衷。

  作为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是新中国第一个经工商部门登记的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的主人。方培林和众多温州企业家一样,一直在尝试着拓展民间金融的生存空间,被认为是“玩钱”资历最深的人士之一。

  今年5月,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在方培林看来,这对有30余年“草根金融史”的温州而言,是一次规范民间金融的“伟大创举”,是“收编”民间金融的最好契机。

  然而,随后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的地方政策,却与方培林的心理预期有很大的差距。

  7月份,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启动小额贷款试点,紧跟着温州出台了具体的操作规程。温州市金融办要求,每个县(市)只能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元或2亿元,只能属地放贷。

  “设置高门槛,这不符合市场要求”,方培林说,小额贷款公司综合了之前温州“会”、“钱庄”、“信用社”等民间金融优点,应该放手让它们遍地开花、充分竞争,这样才能让民间金融浮出水面,平抑高企的民间利率。

  “否则,事实将会证明,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失败在所难免。”方培林认为,地方官员在理解中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政策上出现了明显偏差,“经验告诉我们,不能用管理银行的方式来管理小额贷款公司,否则必将出现低效和没有吸引力。”

  民间“会”转型

    “具有互助性质,向生产经营领域延伸”

  方培林说,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苍南县钱库镇成为温州比较着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生产、贸易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资金需求,但经营者很少能从银行获得贷款,而一些农民手中的大量闲散资金却没有出路。

  于是,一个民间互助性质的“会”孕育而生。方培林说,与小额贷款公司化运作、只贷不存不同,“会”一般由资金供应者和需要者组成,以 “村规民约”方式运作。

  “会”通常由一个“会主”和十来个会员组成。每次定期聚会时,每人每次携带约定的资金,轮流交给其中一人使用,“会主”得第一次会金。其后,会员按照一定规则确定得会顺序,最后一位会员会金(本金加利息)所得最多。

  在“会”内,由会员商定轮会顺序,称为“轮会”;由于各轮会金不同,于是采取抛甩子“摇会”;“摇会”难以使利益最大化,于是采用招标,谁出的利息高就给谁,叫“标会”。之外,还有“退会”、“押会”、“千会”、“转会”等十多种,都属于前三种基本形式的派生物。

  “会”的成员可多可少,一般以数十人居多。每个“会”最短几个月到一年,最长的101个月。“会”的金额规模有千元会、万元会,乃至数十万元会。其利息比市场利率低,一般按顺序先后的实际利息差别,先得会者实际利率高。

  方培林说,随着市场资金需求的放大,“会”的规模已经难以承接市场需要。

  于是,一些充当借贷中介人的“银背”开始活跃,一般收取一定数额的手续费或按成交资金比例提成。后来,“银背”开始买断资金使用权,相当于“地下私人钱庄”,一般以月息2%-2.5%“吸储”,以2.5%-3%放贷,从中赚取利差。据调查,当时瑞安市莘腾区30个行政村,平均每村有一个 “银背”,总信贷规模接近当地银行、信用社的信贷规模。

  “与小额贷款公司不同,‘会’和‘银背’是建立在‘村规民约’基础上,交易成本低、运作简单高效,但也存在难以预测的法律风险。”方培林说,后来一些“会”的会金被会员用来放贷,使“会”成为一种金融中介组织,出现了多次“倒会”事件。

  1986年,温州乐清、苍南兴起了一种民间互助资金热,在当地称为“抬会”、“排会”,它以“高息”为条件吸引群众入会。但一年后,因为资金链断裂,“抬会”发生集体性雪崩,一个案件就波及十多万人,一度引发民间借贷的信用危机。

  于是,地方政府针对“抬会”、“地下钱庄”进行了多次整顿打击。

  “私人钱庄”探路

    “可吸储也可放贷,具有商业银行雏形”

  如果说,“银背”是民间金融中介的初级形式的话,那么此后公开挂牌的“私人钱庄”就是“银背”的进一步发展。

  方培林说,当时国有银行少,且是8小时上班制,然而企业、经营业主随时需要到银行存钱取钱。他们把钱收回来,捆在腰上,睡在床上,又怕小偷。这样的客户,就是私人钱庄的客户。

  1984年9月30日,经苍南县钱库镇政府批准,由方培林创办的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就在钱库镇横街29号他自家屋里开业。方培林说,与小额贷款公司不同,钱庄可吸储也可放贷,“是现在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的雏形。”

  然而,从诞生之日起,方兴钱庄注定面临坎坷。

  方培林说,钱庄一直在“同意试办”、“先不试办”、“可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允许试验,下不为例”、“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业务”、“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等一系列领导的指示、口头表态和亲笔批示的矛盾对立中行走。

  “这时,中央力主改革的力量,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方培林说。

  1985年夏天,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对外联络处处长的王岐山,背着一个挎包风尘仆仆来到钱库。据方培林介绍,当时王岐山说,中国金融体制要改革,需要外围的力量来推动,“你方培林把这个搞起来,等于就是把民间地下金融引导到了地上来,落入了国家管理的事实。”

  1986年,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这令方兴钱庄一度陷入停业。

  然而,在温州市、苍南县主要领导“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支持下,1986年12月,方培林挂出“中国温州实验区方兴钱庄”的新招牌。随后,“方兴钱庄”存贷款曾一度比较红火。

  与国有银行不同,方培林将传统的“以天计息”改为“以时计息”。早上钱庄开张营业时,往往手头无资金,因为客户早上存款和下午存款同样是一天计息。于是,他就改为以12点为准,此前当天计息,此后则以次日计息。“这样,不仅一大早就有人来存款,也有人来贷款,这一存一贷使资金运作效率大为提高。”

  方培林说,从1984年至1989年关闭,方兴钱庄用5万元的资本金,产生了100万元的利润,当时吸纳的存款在两三千万元。“我的存贷款对象是商业批发户,做的都是短期业务,周转比较方便,流动性也比较强。”

 温州人有钱吗 温州“钱”人

  “钱庄存贷款利率,介于市场利率和国有银行利率之间”,方培林说,当时银行利率为: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方兴钱庄”是:活期存款1%,3个月以上为1.2%,一年是1.5%;贷款利率在1.5%到1.86%浮动。

  方培林说,钱庄能将民间金融引导到地面上来,对平抑民间利率起到一些作用,但毕竟是由私人承办的,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风险。

  “信用社”雏形

    “它是私人钱庄的城市‘升级版’”

  1986年,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温州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典当行和股份制转让咨询服务等。与此同时,包括钱库信用社在内的一些信用社利率改革获批。

  “当时我感到害怕了,民间金融正在走偏。”方培林说,当时的民间金融机构良莠不齐,由此引发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在1989年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方培林关掉了他的方兴钱庄,并清退了所有的民间存款。

  在方培林看来,信用社是私人钱庄的城市“升级版”。

  创办城市信用社,也颇费一些周折。1984年,杨嘉兴向银行贷款未果,最后靠高利贷才解决问题。于是,1986年杨向鹿城区政府申请开办银行,得到了区政府主要领导支持,然而却被银行监管部门断然拒绝。尽管如此,杨嘉兴还是先忙活起来,10月15日从工商部门拿到营业执照,准备于11月1日正式开业。

  就在这时,人行温州支行开出通知:“不准开业”。杨嘉兴的两位搭档抽回了资金,一个老会计也决定退出。迫不得已,杨嘉兴找到了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得到他的支持,才得以顺利开业。

  开业后第一年,鹿城城市信用社累计吸收存款8000多万元,发放贷款6000多万元,实现利润100余万元。据悉,鹿城城市信用社储蓄利率为8.64%,比国有银行高20%;贷款利率最高为19.8%,也高于国有银行许多。

  到1994年,温州城乡共创办了51家城市信用社和农村金融服务社,服务于个体工商户和民营、股份制合作企业,其中城市信用社个人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较高。据统计,到1994年,这51家机构存款余额24.38亿元,贷款余额15.56亿元,分别占全市金融系统的12.3%和13.2%。同期,城市信用社逾期催收贷款,占贷款余额的2.61%,远远低于国有商业银行10%以上的比重。

  之后,城市信用社被纳入银行监管体系,是民间金融第一个被收编的 “幸运儿”。1999年,鹿城城市信用社改组为温州市商业银行,由地方财政控股。2003年,温州市商业银行又进行增资扩股,吸引了7家私营企业入股3亿元,国有股再次居于非控股地位。

  而同期的“农村基金会”,尽管与城市信用社命运截然相反,但却为小额贷款公司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雏形。

  1987年温州第一家融资性农村基金会诞生。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温州农村基金会发展到了88家,主要从事村民、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金调剂。方培林说,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农村基金会变相吸收社会存款,出现了一些挤兑风险。于是,1993年人行浙江分行下发文件,提出“取缔、撤销、规范、改组”的要求。

  “小额贷款”问路

    “存在经营压力,直指乡镇银行”

  经过近10年的沉默之后,2001年,方培林以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创办者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随后,他创新提出“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 “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前者就是拿房契为他人借贷抵押担保,后者是以银行存单质押为他人借贷担保。

  在高利贷的疯狂肆虐下,小额贷款公司被视为平抑民间利率、收编民间金融的最好渠道。方培林也在一直关注政策动向。

  今年5月,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后,浙江第一个启动试点。7月,浙江省金融办公布了 《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紧跟着,温州市也公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操作规程(暂行)》。于是,众多温州企业纷纷提出申请,如正泰、德力西、华仪电器、赛纳鞋业等。

  然而,温州市对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规定,其门槛之高可谓“苛刻”。

  在数量上,中央对小额贷款公司没有数量限制;浙江省规定,试点期间,原则上在每个县(市、区)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列入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一的温州市可增加5家试点名额。这意味着,拥有11个县(市、区)的温州可办16家小额贷款公司。而温州市规定,一个县(市、区)只能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在注册资金上,国家规定有限公司不低于500万元,股份公司不低于1000万元。而浙江省规定,有限公司不低于5000万元,股份公司不低于8000万元;试点期间,注册资本的上限为2亿元(欠发达县域为1亿元)。温州市规定,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等5个市(区)要争取达到2亿元,其余6个县则要争取达到1亿元。

  在资金来源上,温州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发起人、其他出资人一次足额缴纳,“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不能用银行贷款投资入股,严禁社会集资入股”。另外,国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可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等,而温州对此“候选名单”限于民营骨干企业。

  正泰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权威人士承认,公司申报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看好其“机会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经营压力。据了解,企业忙于申报小额贷款公司,目的是“过桥”申报乡镇银行。温州中小企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拿到小额贷款公司这个牌照,就代表着一种荣誉,也是企业稳健财务的重要砝码。

  “经营压力不小”,方培林担忧地说,在现有框架下,民间借贷比小额贷款公司有优势。在规定浮动利率的4倍以下,小额贷款公司不仅要交纳营业税、所得税共35%左右,而且还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办公人员费用,这对“不要纳税”、“几人经营”的民间借贷来说,竞争优势明显。“说不定,我到时就会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旁边开个办公室。”

  另外,国家规定,小额信贷公司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而浙江省则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由企业法人、自然人发起;温州市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由骨干企业发起,“这等于是政府在钦点谁是董事长”。另外,温州市还严禁跨县(市、区)交易,“这是贷款公司自己的钱,他们会根据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最大化来运作,愿意贷给谁就贷给谁,政府何必为此画地为牢呢?”

  方培林认为,应该全面放开小额放贷公司,每个县至少在3家以上,让家家户户的钱都拿出来,越多越好,这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平抑民间利率。“上面政策已经放开,就是让你们去大干,然而地方政府好像对这摸不准。”方培林说,这是因为之前政府为农村基金会埋单吃了大亏,所以地方政府行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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