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召开的各国贸易官员会议，未能达成本可以有力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趋于成功的初步协议，使得多哈回合的前景，至少是近期前景变得很悲观。这一次失败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怀疑，作为一个贸易自由化论坛的WTO是否还有前途。尽管在谈判的一些技术性方面还是获得了重要进展，但在这一阶段，想要完成多哈回合的政治意志似乎仍付阙如。
下一步会怎样？为展望而回顾
设想WTO未来的一种方法是考察它的过去。在我们新近出版的《关贸总协定的起源》一书中，两位笔者同合着者艾伦·赛克斯一起，详细研究了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的起源。
1947年创建关贸总协定，是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目标，即扭转20世纪30年代各国对世界贸易不断扩大限制和歧视的贸易政策。那些反贸易政策的兴起，部分是由于各国试图通过所谓“以邻为壑”的政策，使自己免受大萧条的传染。事实证明，以阻碍进口来增加国内就业是一种徒劳，因为此国的进口就是彼国的出口。当时各国争相保护本国产业和工人，其总和效应就是国际贸易的崩溃，这只会加剧世界经济的困境，并在各国之间引起政治摩擦。
关贸总协定脱胎于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官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有关讨论。鉴于整个20世纪30年代，国际贸易被保护主义生生扼杀，两国官员感到迫切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在全世界减少贸易壁垒，帮助世界贸易在战后扩张。他们试图通过创建一个自由贸易政策的规则框架，以之节制贸易限制政策的运用，促进贸易壁垒的削减，而为实现上述目标创造条件。
最早意识到需要达成一个国际协议的人之一是詹姆斯·米德，他当时为英国政府工作，后来凭借关于贸易政策的研究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42年，米德起草了一份影响了英国政策制定者的“国际商贸同盟方案”，这份方案预示了后来关贸总协定的许多要点。
虽然就这个贸易协定所应当纳入的最重要的一些基本原则，美、英政府观点一致，但两国在不少基本细节上存在分歧，这些都影响了关贸总协定的面貌。美国坚决地反对贸易歧视，主张英国放弃对大英帝国成员的优待，而英国则要求美国大幅削减关税——由于1930年通过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当时美国的关税远高于英国。英国也说服美国谋求多边贸易协议，而不是继续在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框架下推进其双边体制。
当美、英两国议定了一份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文本之后，它们邀请了其他国家参与关贸总协定的筹备和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起草。1947年4月到10月，在日内瓦万国宫，来自23个国家的代表开会确立了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两个关键支柱。
● 它们议定了关贸总协定文本，创建了商贸政策的法律框架。
● 日内瓦与会国签署了数量众多的削减进口关税的双边协议，后来这种利益通过无条件最惠国条款延伸到了其他关贸总协定缔约方。
于是，划时代的1947年会议为战后商贸关系创造了一个持久的框架，在此框架内，政府施加的贸易壁垒可以得到约束，并逐渐收缩。半个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在这样一个多边合作体系下繁荣发展。
历史和当前的理论
关贸总协定的建立对当前的贸易协议理论有何启示呢？这些理论认为，关贸总协定的动力来自于：
● 世界各国间普遍存在的贸易条件的外部性，
● 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对外承诺来削弱国内利益集团，
● 外交政策上的考虑。
我们发现上述每一个理论都有一定依据，但“对外承诺”理论是最弱的一个。关贸总协定的许多缔约方坚决要求制定种种“自愿不参与条款”和例外条款，以便针对经济未来发展而保留国内政策灵活性。换言之，它们不想让一个国际贸易协议过多地束缚了手脚。
支持“贸易条件”理论的证据稍多一些。关税的讨价还价机制说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是关贸总协定的隐含宗旨之一。有关谈判遵循“主要供应者”规则和对等性原则开展。以主要供应者和对等让步为核心，说明该协议的确旨在消除不合作关税对贸易额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这是贸易条件理论的核心课题。
虽然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不是关贸总协定创建者的首要初衷，虽然它们也没有对这一点做出明确表述，但贸易额（一个同贸易条件紧密相连概念）的的确确是它们的首要初衷，也有明确表述。而且它们的实际行动是和贸易条件观点相一致的，即认为多边关税削减措施可以将重要的国际外部性之一内部化，效果比各国单边制定其贸易政策来得好。
虽然关贸总协定的某些方面（例如对补贴的规管和反倾销）对贸易条件理论提出了质疑，但是关贸总协定的核心动机是瓦解20世纪30年代累积起来的报复性贸易政策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
换言之，贸易条件这个视角在理解关税谈判上是有用的，但它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关贸总协定的全部筹划。
外交政策理论
有大量出自谈判记录的证据支持关贸总协定起源的外交政策理论。1933~1944年的美国国务卿、贸易自由化在美国的旗手科德尔·赫尔，之所以支持更低的关税、无歧视和贸易合作，更多的是为它们在促进和平上的政治效果，而不是为它们所能带来的经济益处。
赫尔强调指出：“我从未迟疑，将来也绝不会迟疑地坚信，持久的和平与万国的福利，同友好、公平、平等和国际贸易中可实现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紧密相连。”
关于战后贸易合作，赫尔说：“世界贸易的复兴是维持世界和平的一个基本要素。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单有繁荣的国际商贸就足以保障和平的国际关系。但我的确想说，没有繁荣的国际贸易，任何想要建立持久和平的努力都是一厢情愿，将以失败告终。”
艰难的谈判并不新鲜
由于最近的多边贸易谈判遇到重重困难，各国贸易官员往往回想起从前贸易谈判比较容易的时期——有时还颇带几分怀念。然而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证明，尽管20世纪40年代是建构国际机构的黄金时期，创建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仍然是极端艰苦的，还布满了陷阱、拖延和阻碍。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也流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规模较小、篇幅较短而且存在许多弱点的商贸政策协议。然而关贸总协定毕竟生存下来了，因为政策制定者和出口利益攸关方日益看到这种协调带来的益处。
结论
可以说，美国和英国的代表所创造的这个文件，为之后的60年培育了贸易自由化，或许还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那么现在，正是又一个关键时刻，需要政治领袖们回应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当年的政治领袖们所创建的这个制度，帮助解决了他们所面临的特定问题：过高的、歧视性的贸易壁垒在20世纪30年代窒息、束缚了世界贸易，它们可能继续威胁战后的贸易政策。考虑到战后世界贸易扩张和收入增长的记录，他们的成功也许超乎他们自己最大胆的想象。
今天的问题则是，当前困扰世界贸易体系的问题，是不是紧迫到那种程度，足以激发当代政治领袖们起而回应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