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知在自己的国家里总是得不到尊重——起码是在他们死掉之前。索尔仁尼琴就是一个例子。
在他成年之后待在苏联的大部分时间里，索尔仁尼琴的生活中都满是迫害。1974年，他逃亡西方，成为了苏联历史上另外一名着名的“叛逃者”。他的独特风格的文章引起更多的是争议而不是欣赏。1994年，当这位着名作家回到俄罗斯的时候，迎接他的是——迅速的被忽略掉。
虽然他的逝世意味着历史给了俄罗斯人一个做出修正的机会，但日渐沉湎于怀旧气氛中的俄罗斯人是否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在最近几周内进行的一次到底谁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的网上投票中，斯大林成为了冠军的有力争夺者。而正是在斯大林的命令下，索尔仁尼琴才有了八年的牢狱之灾。
虽然在这之前，索尔仁尼琴作为战争英雄，曾经在作为炮兵连长指挥红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反纳粹胜利。
他历经无数坎坷，他遭遇无数禁令，但直到最后，只有死亡才能让这位异见者噤声。
永远的异见者
年轻时代的索尔仁尼琴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青年时代的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给俄罗斯的革命历史创作一部历史，当时的他似乎根本看不到斯大林所制造出围绕在苏联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恐怖气氛。
作为一个欢快、稚嫩的学数学的学生，他曾经说过，他要为苏联的建设奉献自己。最终他却成为了这个体制的最大批判者。这中间的转变来自他的政治觉醒，在坐牢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来自爱沙尼亚的律师Arnold Susi。他们的长谈使两个人成为了朋友，这段友情延续数年之后，他们被释放。
以自己所遭受的政治迫害作为第一手的资料，他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作品。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的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正是在这部作品中，苏联市民第一次有机会读到了劳改营中的真实生活，它的残酷、肮脏、羞辱、充满惊恐的日常生活。它打破了在日常生活中用传说所掩饰的虚假景象。而稍后的《古拉格群岛》，除了继续的揭露着现实中的残酷与黑暗之外，人们开始了对这个极权主义体制的反思。
但不久，赫鲁晓夫被强硬派所取代，他们禁止这位作家继续发出声音。他们停止出版他的新作品，宣称他是叛逆者，没收他的全部手稿。
一系列的铁腕政策并没有将索尔仁尼琴彻底掌控住。就跟古拉格群岛一样，索尔仁尼琴的力量使他战胜了一系列的困难：癌症、审查机构、苏联的政治迫害。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
他进行了勇敢的抗争。他将自己的作品收稿拍成缩微胶片寄出苏联。他写公开信，他在朋友中获得帮助，数百名名人签名反对对他的封杀。最终在国内与国外朋友的帮助下，他的反抗成为了冷战时期内最值得关注的事件。
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因为害怕最终无法回到苏联，所以他放弃了前去领奖。
在这之前，他的作品已经在全球卖出了3千万册，被翻译成40种语言。
他逐渐逐渐的获得了自己的声誉。他不仅仅被与俄罗斯历史上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在同样被极权主义迫害中的作家中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瓦中，他的名字也经常被提起。
1974年，苏联再也无法忍受这位异见作家。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开始了这段长达二十几年的异国逃亡者生涯。
他最终到了美国。在美国，他一共生活了18年。他保持着写作和思考的习惯。但索尔仁尼琴的不妥协的精神使他依旧在跟所有的不平抗争。那些原先支持他的国家惊恐的发现，索尔仁尼琴对资本主义和对极权的斯大林主义一样保持的旺盛的批判态度。他公然抨击物质主义和精神空虚，这使得他逐渐的被隔离开来，最终在一个角落里，被监视居住。
他还是一个异见者。
最终的回归
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回到了祖国。
随着苏联体制的不断崩溃，他曾经只能够以手写本油印本形式被传阅的作品开始大规模的合法出版。但他对带来这一切的人保持厌恶态度。叶利钦，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由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合法领导人，却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他说，他不能接受一个曾经给这个国家人民带来痛苦的人所赋予自己的荣誉。
一开始，俄罗斯人对于这位作家的回归抱有很大的期望。在他回归的前夕，一项在圣彼得堡进行的调查显示，他是最受人欢迎的总统候选人。但他随即明确的表示，他不希望承担任何政治角色去影响俄罗斯的社会。逐渐的，他所受的欢迎慢慢减少了。
1994年10月，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的当下政治局势进行了评说。他一贯的批判精神病没有减弱。“这不算是什么民主，这就是寡头政治，”他宣称。“少数人的统治。”他演讲了一个小时，最终等他结束的时候，却只有很少的掌声。
但他所释放出的信号却渐渐的失去了听众。索尔仁尼琴曾经做过电视节目，《与索尔仁尼琴相遇》，每周两次，每次十五分钟。他所谈的话题尖锐，他的话语强势，让所有的参与节目的人都只能看着他发言。但这个节目只有很少的收视率，最终，开播一年之后，该节目取消了。
电视中，广播里。谈论他的节目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无人哀悼。再没有人阅读他的作品，再没有人倾听他的教诲。
很少有人去阅读《红色的车轮》，据说，这样的书，对于年轻读者来讲，过于冗长了。
可即使如此，在新世纪到来之后，索尔仁尼琴依旧保持着写作的态度。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最终获得了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
“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着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说。
出于很多人的意料，他接受了这位前KGB领导人，叶利钦钦定接班人普京的奖励。他甚至对普京曾经的KGB经历根本不予重视，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聪明的服务机构。虽然他接受了自己赢得的荣誉并表演了普京，但他依旧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腐败保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这位由于健康原因而无法去克里姆林宫领奖的作家。普京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而他依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特异见者身份。在接受德国《明镜》杂志的采访时，他说，“继承了一个曾经到处搜刮和让人不知所措的国家，面对着一群贫困士气低落的人民。他正在开始做那些还有可能去做的事情——一个缓慢而又逐渐修复。”
“可他还是正确的 ”
一位接一位的异见作家离开了人们。跟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曾经被人忽视，曾经被人误解。他们的呐喊在最需要受人关注的时候被人们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仿佛只是一个个符号，意味着少有人关心的民族良心。可他们的话语总是尖刻，不仅让统治者如芒在背，甚至连他们最为珍视为之发言的大众也将至主动遗弃。
当他们最终离开，这正是最后一个让他们为人重视的时刻。人们重新坐下来，拂去历史的尘埃，将这些一直都珍贵如一的思想和声音重新打量。这是一个机会，让一个民族反思，让历史真正不仅仅成为历史。
但他并不是毫无争议。就像曾经有人评价的那样:“他的意志深深植根于俄国的精神土壤之中，没有经过任何现代民主文明之光的缓冲。”“就像俄国的其他人一样，他，可以肯定的说，也是带着很深的独裁倾向的。”
1970年代，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警告当时的总统福特。说他应该避免接见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是个声明彪炳的作家，但他的政治立场甚至会让他为数不多的追随者也感到尴尬。”基辛格在一个备忘录里写道。“接见他不仅会惹怒苏联，他关于美国的观点就是如此敏感，这会在他的反对者哪里引起一场争议。”福特总统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
2001年，《纽约客》杂志编辑David Remnick曾经这样写道：“在整个的20世纪的历史中，在作家作品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上，他是一个统治者。究竟有谁能够相提并论？奥威尔？凯斯特勒？当他的名字延续到今天的时候，就不仅仅只是畸形、暴怒、反犹分子等等这一串称号可以代替的，他意味着更多。”
苏珊桑塔格曾经回忆过一场关索尔仁尼琴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发生在曾经追随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桂冠诗人布罗斯基和她之间。“我们大笑着，而且赞同这种说法。索尔仁尼琴关于美国的观点，他对传媒的批评等等，都是十分错误的，”她说。“可是接着布罗斯基说，‘可是你知道么，苏珊，所有索尔仁尼琴关于苏联的论述都是正确的。真的，所有的这些数字——包括六千万受害者——都是正确的’。”
也许，索尔仁尼琴对自己的审视，才是最为正确的。
1969年，经过不懈的努力。索尔仁尼琴最终以医治癌症的名义来到塔什干。在那里，他写作了一个短篇小说《右手》，他如此描写自己的绝望：
“我和身边一直在痛苦的人一样，而我又是不同的，”他写道。“我比他们所拥有的权力都要少，而且我还强迫噤声。有人来看他们，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生活重新步入正轨。但假如我痊愈了，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我那是已是35岁年纪，而那个春天到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我所能够依赖的东西将只有我自己。我甚至连一本护照都没有，而假如我复归原样的话，我将被强迫离开这片绿色而又富饶的土地，回到我那沙漠之地去。而我正是从那里被“永久”的驱逐出去。在那里，我被公开的监视着，过一段时间就要报告自己的行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地的警察竟然阻止我，这样一个濒死的人，去接受治疗。”
虽然1970年的索尔仁尼琴最终没有去接受荣誉，但他的致谢词流传广泛。
他回忆起曾经的时间里“陷入令人疲惫不堪的监狱迁徙，在悲惨的苦寒中苦苦的挣扎之时，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我们想要向整个世界呼喊的感觉正在生成——仅仅假如这整个世界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呼喊的话。”
他写道，在一个所有的普通人都必须强迫着遵守规则的时候，艺术家们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这是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去做的份内之事：去击倒谎言！”
“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他说。
“没有栅栏能够阻挡住通往真相的道路，而为了让这一切提早发生，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我的生命。”他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