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并非恒久远。不妨去问问约翰提灵(John J. Teeling),他是总部设在都柏林的勘探机构非洲钻石公司(African Diamonds)的首席执行官。在最近于南非开普顿举行的沃顿全球校友论坛(Wharton Global Alumni Forum)中的一个座谈会上,提灵谈到,尽管作为黄金和钻石产品的领导者,南非拥有辉煌的过去,但是,南非的矿藏“正在枯竭”。
现在,提灵的公司与南非钻石巨头戴比尔斯公司(De Beers)正在博茨瓦纳联合开发一个大型矿藏,他说,自1983年以来,在12个由他开始运作的采矿项目中,有7个项目在非洲——包括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的项目——但没有一个项目在南非。“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哪里有机会,我们就去哪里。”他说。“如果没有地质条件,你就找不到矿藏。”南非从1867年开始开采钻石,从1887年开始开采黄金,随着时间的流逝,南非的矿产资源已经枯竭了,与此同时,南非的邻国博茨瓦纳等冉冉升起的新星,则成了采矿业瞩目的中心。从全球范围来说,竞争也变得日趋激烈了:雄踞黄金产量第一的宝座一个多世纪以后,南非的这一地位2007年被中国取代。“在非洲,未来的重大发现不会出现在南非。”提灵说。
提灵对南非采矿业未来的这种判断,有一位与会者并不认同,他谈到,新技术可以延长老矿山的寿命。的确,大家一致认为,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加速进入一个长期的商品“超级周期”(Super Cycle),同时,如果非洲国家学会了如何对付所谓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这一理论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附,其政治与经济体制容易失去变革、创新的动力,被锁定在某种不自由、不发达的状态。——译者注)的技巧,如果它们习得了获取丰富自然资源的价值的能力,那么,采矿业还将继续在整个非洲的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
就像任何存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行业一样,南非的采矿业也有自身的问题。提灵暗指获得采矿许可的历史疑难问题——“采矿许可好几年才能拿到”——和最近有关采矿权的一些改革措施,现在,采矿权由政府掌控。(在前一个政体,采矿权是公共所有和私人所有的混合形式。)今年早些时候,本行业曾因突然停电被迫停业,停电的原因是国家电力系统不堪重负——种族隔离后时代,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电力需求。(国有电力供应商埃斯卡姆电力公司(Eskom)称,它将通过建设新的燃煤发电厂和核电厂来解决电力问题,这个过程需要至少5到7年的时间。)
尽管困难重重,不过,采矿业在南非依然保持着第一行业的地位。为缓和座谈会的气氛,沃顿商学院的营销学教授戴维鲁宾斯坦(David Reibstein)说,采矿业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雇主”:直接受雇于采矿业的人多达50万,另有40万人则通过运输等与采矿业相关的服务间接受雇于这一行业。南非的矿山出产的白金占全球产量的近89%,锰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铬产量占全球产量的73%,尽管其地位最近有所下降,不过南非的黄金产量依然占到全球黄金产量的43%。2006年,南非的采矿业对南非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了7%。如果加上相关的服务业和电力生产等其他行业的产出,这一比例则会上升到18.4%。
从老矿山获取更多
总部设在约翰内斯堡的戴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戴维诺科(David Noko)说,他不同意南非采矿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的说法。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诺科认为,从资源看似已被采掘殆尽的矿山中获取残存矿藏的价值,技术是关键所在。当他2002年加盟戴比尔斯公司时,他发现,公司“固守”着传统和旧有的体系。“要想变革,有一个机会。”他后来确信,在已经没有产出能力的矿山中应用先进的探矿技术手段,能带来“相当于开发一个新矿山”的收入。对戴比尔斯公司来说,这一策略已经取得了成功。诺科谈到了公司在南非北开普省(Northern Cape)金伯利市(Kimberley)的矿山,那些矿山以前曾被关闭,现在,则成了公司钻石的一个主要来源地。
提灵表示同意,技术确实在采矿业的未来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谈到,世界上第二大和第三大的金矿,就是凭借这种技术手段于20世纪90年代被发现的。“他们认为,因为新技术的引入,矿藏勘探每过20年就要从零开始。”他说。“但是,全世界所有的技术都无法让资源储量变得更大。资源是有限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新技术并不能改变这一现实。”提灵补充说,技术设备是很昂贵的,而且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就是发挥不了效力。他开玩笑说,他就有12套最先进的采矿设备,可以卖给任何对它们感兴趣的人。“它们看起来很棒,但是,我不知道它们能为我做些什么。”
南非矿业联合会(Chamber of Mines of South Africa)(也译为“南非矿业商会”)成立于1887年,是一家私营企业代表组织,该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罗杰巴克斯特(Roger Baxter)说,对南非采矿业未来潜力的任何计算,都取决于人们正在议论的某种矿物。他说,比如,在过去的20年里,南非的矿山已经出产了5万吨黄金,超过了该行业有史以来开采黄金总量的一半。与此同时,钻石每年依然为我们带来近10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这个国家还是全球领先的白金出口国、第三大锅炉用煤出口国。
加雷斯哈克尔(Gareth Huckle)表示赞同,哈克儿是南非太阳矿业公司(Africa at SUN Mining)的高级副总裁和总经理,该公司是印度私人控股的太阳集团(SUN Group)在南非设立的分支机构,他谈到,在南非,黄金和白金一直对投资者颇具吸引力。但是,在其他问题上——比如,《采矿宪章》(Mining Charter)规定,所有的采矿许可都归政府管理,还有围绕特许开采权的有些问题——他与提灵持有相同的见解,对太阳集团这样的投资者来说,这些问题使南非成了并不那么理想的选择。2001年,有关开采许可的规定出台,这些规定是在《振兴黑人经济法》(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的框架下,将这一行业向贫穷的南非人开放的一条渠道,其最终目标是将这一行业50%的股权转移给南非黑人。针对出口矿物的特许开采权费用的引入,也让在这个国家运营的矿业公司颇感震惊:2003年提出了一个新法案,法案规定,钻石的特许开采权费用为收入总额的8%。2007年12月,这一比例修正为3.7%,白金的特许开采费用设定为2.7%,这一水平与其他国家征收的特许采矿费用相当。这一法案有望于2009年初实施。巴克斯特说,从本行业的立场来看,政策环境已经得到了改善。
不过,哈克尔谈到,采矿业投资的竞技场是全球性的,而且竞争激烈。对投资者而言,问题在于“我们从哪儿最可能发现具有吸引力的东西?归根结底,这个是在全球范围内做出选择的问题。”
“结构性的变化”
座谈会的与会者一致认为,对南非以及其他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国家来说,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意味着对采矿业的投资还将持续下去,而且采矿业依然会保持强劲。
提灵说:“‘超级周期’看来对我们很有利。”比如,单单是中国对汽车需求的戏剧性增长,像锌——用于镀锌——这类的矿物产量就需要增加一倍。那么,钻石的状况如何呢?就在不久前,“6亿5千万的中国女性还不会说:‘如果你爱我,就送我一枚订婚戒指吧。’可现在,她们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所以,现在,6亿5千万男性需要为此掏钱了。”
“在接下来的15年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化的人口将达到5亿人。” 巴克斯特补充说。“为此,需要建设50到70个一级城市、二级城市和三级城市。”对原材料的需求空前增长的事实表明,目前的超级周期并不只是一个延长的商品需求周期,而是一个“基于增长本性的结构性变化。”
当有人问到,美国和其他市场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对采矿业产生影响时,提灵说,经济危机有可能导致行业的衰退,但是,影响只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前景)是光明的。” 巴克斯特谈到,石油的价格是每桶70美元还是每桶200美元“当然会对商品周期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采矿业成本的30%与燃料和原材料有关。诺科补充说,尽管美国对钻石的需求下降了,不过,全球的需求还会长期保持稳定,而燃料和采矿所需的其他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则会制约产能。“曾有几次,我想,我的钻石呆在地底下比放在市场中更好,因为我还没看到我希望看到的价格。”
对诺科和戴比尔斯公司来说,让钻石呆在地底下的选择只是选择之一。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们坐拥大量的资源,但因为缺少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和技术能力,所以,无法将其资源的价值最大化。
著名的“资源诅咒”理论认为,容易受到利益诱惑的国家,会被那些进来采矿但并没有留下什么价值的公司和外国政府任意剥削。南非则拥有采矿许可制度和特许采矿权费用征收系统,与“资源诅咒”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此外,南非政府还采取措施,以确保在本国开采的矿物的“矿物加工处理”(Beneficiation)过程——也就是增加矿物价值的程序,比如,熔炼、切割和打磨等——得到妥当的实施。
“大象国家”
在矿业资源丰富的国家群体中,站在另一端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哈克尔谈到,就尚未开发利用的多种矿产资源总量而言,刚果“与俄罗斯是这个星球上最具开发前景的国家”。不过,与俄罗斯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俄罗斯,获取矿产价值错综复杂的过程主要源于政治原因,而在刚果,开采矿产的风险则主要是政局非常不稳定以及其他危险因素。提灵补充说:“我们把它叫做‘大象国家’。”“没有基础设施,而且开发成本非常高昂。现在看来,它的潜能尚无法变成现实。”
巴克斯特谈到,矿产是“毒药,还是增长”,主要取决于政府的领导能力,他说,博茨瓦纳就依托金融和法规的透明演绎了一个成功的故事。今天,一度非常贫穷的博茨瓦纳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这要归功于它的采矿业,自1966年独立以后,博茨瓦纳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到9%的范围内,因此,博茨瓦纳被人们称为“非洲的奇迹”。提灵同样认为博茨瓦纳确实是个成功的优秀典范,但是,他将这个国家的成功归功于这样的事实——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非洲国家不同的是,博茨瓦纳“是一个使用一种语言的一个部族。我还不能确定,殖民时代结束仅仅50年以后,非洲是否已经为民主做好了准备。”
此外,提灵还对像自己的公司这样的机构是否应该在政府的改革过程中扮演角色心存疑问。“你不能告诉某个国家,他们的领导应该是什么样子。你和谁站在同一边呢?人们应该改变的是政府,而不是矿业公司。”
无论各个公司奉行什么样的哲学,毋庸置疑的是,全球竞争正在改变非洲采矿业的游戏规则,同时也在改变利益格局。哈克尔谈到,中国矿业公司在非洲的存在日趋明显,而且它们有以不同于来自民主国家的公司的运作方式来运作的倾向。“当中国人投资时,他们会带来大量的自有资源,以有效开采矿产资源。”他补充说,不像西方的公司,中国公司的目标并不是收回投资,而是为了填补一个“战略缺口”。“为了给增长引擎加油,他们愿意付更多的钱。”
更值得考虑的是这样的事实:提灵谈到,为取得特定矿产资源的优先开采权,中国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注入了170亿美元。“有哪个公司能与其竞争呢?……我们(中国)就是恐龙。”提灵说。“你应该让中国人、印度人和俄罗斯人在这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