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需要的是“公民”人格——能够以和平、和谐的方式,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文明的进步。
“上海政协委员建议给全国每人发1000元”——听到这样的消息,感觉很搞笑。在深圳,与朋友茶馆随聊,谈到这件事时,大家一齐哈哈大笑。因为此提案与我和朋友主持的万科经济人俱乐部一位“求心”网友数年来一直向我等强力推销的观点相合,甚至可以说是从“求心”那得到灵感都难说——呵呵,网络时代,早已没有隔音之墙!
当年,雍正王朝时,据说朝廷要从百姓手中得万两白银,则征收总额须达10万,而朝廷要将万两白银发给百姓,也须拿出10万白银。也就是说,税收征收与发放的成本极大,中间流失部分高达90%。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税制失败的典型案例。今天的中国,情况当然要乐观,但税入税返,中间的漏失以及低效率同样可想而知。此案岂非搞笑也哉!
然而,提案并不搞笑,提者大有用意。媒体传载,是说提案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以不经意书写沉重”,目的是让政府对民生、对中国畸形的财富分配警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近5年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1/3,农民的收入增长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约1/5。随着2007年初以来CPI以及资产的快速上涨,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更显微薄。老百姓的普遍感觉就是,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幸福程度甚至有所下降了。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一年多前,在下曾担纲“第二次扩大内需”的公共课题,研究如何让中国经济不再过度依赖外需,转而通过内需尤其是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结果在下发现,消费不振的原因是消费者太瘦,中国居民在国民收入这块蛋糕中所获得的比重连年下降,如此消费当然也就欲增无力。至于投资过热,其原因则在于储蓄太高,然而再研究储蓄的构成,就发现居民储蓄所占比重也是一路下滑的,而政府储蓄和民间储蓄则一路上扬。据于此,课题组的建议就是,必须加大对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视,欲通过消费启动内需,必须先增加居民收入。
提案提供的资料远不如我们当初所涉及的全面、细致,但其影响却远非我等可比。不同之处,正在于其智慧、独特的表达方式,得以让国人聚焦于财富分配失衡这个我称之为中国和谐社会的疮疤,从而引发改变的可能。他想做的也是中国许多有良知的学人想要做的,然而他做得更好,做得更巧,实为在下所钦佩!
如此,我想到了王海,对于假冒伪劣产品,他以合法的方式打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其社会影响之大,至今仍鲜乏后继者。我也想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董彦斌,他起诉有关部门,称在《色戒》一片中,其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侵犯其消费权,要求赔偿损失。所有这些人及其行为,均令我尊敬,因为他们身上代表着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人格不一样的新的人格行为。中国最需要的“公民”人格——既不麻木不仁,又不诉诸暴力,而能够以和平、和谐的方式,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文明的进步。中国所缺乏者,也正是这样的“公民”人格。
董彦斌的起诉被拒,有关的提案亦被拒,结果并不理想,亦在预料之中。但没有关系,只要合理、合法,充满社会关怀和建设性的公民行为越来越多,中国的改革就必定会象在下所提出的,从“权威主导型”、逐渐向“公民参与型“转变,中国最终将转型成为一个公民社会。这,将是中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