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诸子百家，我们最不应该忽略但又确实忽视的一个人，就是管子(管仲)。如果说孔子的最大价值在于文化价值，老子的最大价值在于哲学价值，韩非子的最大价值在于法学价值，孙子的最大价值在于军事价值，那么管子(管仲)的最大价值应该在于管理学价值。 可以这样说，读了管子(管仲)，你会发现那是一部完整的MBA教程。从使命、目标、策略、架构、流程、标准、用人、考核、激励、领导力、执行力等等，几乎目前MBA教程里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管子都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且都做过发人深省的论述。 要高度有高度，要细节有细节，要理论有理论，要实践有实践。齐国称霸，与管子的管理实践是分不开的。如果中国能够早一些推崇管子，目前的综合国力可能会远远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目前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几乎都是管子在两千七百年前实践过的。 遗憾的是中国人的确没有推崇管子，相反我们过多地推崇那些充满玄虚、理想、偏激的学说。早期的国学研究者，多出自文化界，他们在说文解字上功力非凡，在哲学思想文化方面是行家里手，但是对经济管理普遍外行。 所以，他们对最接近现实生活的管理学，往往既无兴趣，也无感受，更不喜欢柴米油盐的琐碎之事，所以管子(管仲)得不到重视也就不奇怪了。再有，管子(管仲)的思想多用于治国，对于现实生活中无权治理别人的普通百姓来说，他的学问也的确缺乏市场需求。 当然，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管子(管仲)的价值。孔子心中最崇拜的是周公和管子，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乐毅。所以，管子(管仲)是圣人心中的圣人，智者眼中的智者，他所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的确值得我们百倍珍惜、认真研习，并努力发扬光大，为迎接下一个30年的巨大挑战而提前做好准备。 谭小芳老师认为：第一次听到管仲这个名字，是在学习《隆中对》的时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当时就非常好奇，管仲是谁？诸葛亮居然对他评价那么高。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管仲是成就齐桓公春秋霸业的一代名相。我在拜读《管子》之时，也深深为其博大精深而折服。 中华文明既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自然就有其成功的奥秘。都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然而现实真的那么乐观吗？千里马真的都被伯乐发现了吗？从企业招人难和求职者找工作难的双重困境中，我们就很容易明白，现在是一个矛盾的职场。企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人才观，从《管子》中，我们同样能找到答案。 管子把培养人才、发掘人才和使用人才上升到战略的高度。“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百年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是管子传颂千古的名言，说明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对于如何选贤育才，或者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术语来说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管子有一套独到的见解。 在选人上，“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军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黑白之分。”就是说，要在实践中考验人才。具体的标准，则有“三审”、“四慎”之法。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内容丰富庞杂，既有真知灼见，也有奇谈怪论，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庸俗甚至反动的内容。先秦时期是百家争鸣，汉武大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一元化的主旋律，曾经大放异彩的“管商”学术，几乎成为贬义词，有时也被抹黑妖魔化，其突出表现是有些人包括儒官儒生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夸大义和利的矛盾，制造义和利的对立。 事实上，在义利之辩的泡沫表象之下，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讲求的是“以义制利”，即以义来制约私利的无限膨胀。如本书“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将利和义并重：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行之以仁义。就是说社会资产财富是周而复始地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亡。 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收放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取予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使用它。在古人心目中，虽然这个义没有一成不变的定义，但大体框架还是有的，无外乎抽象的天理、世俗的伦理、政府法律三个层面。 比如孔子也同意杀生吃鱼，但他的不同凡俗之处，在于他倡导钓鱼，而反对网捕，他倡导用弓箭射猎空中飞鸟，而反对偷猎巢中睡鸟。这无非是在承认人们谋生取利的同时，提倡以仁义节制欲望的无限膨胀，以达成人与自然和和谐以及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孔子言利时，心中总有个义字。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既讲遵循世界客观规律和人情伦理，也讲“关键的少数”的有为进取主观能动性，即要使民众“自循”、“自试（使）”、“自至（治）”，统治阶层应该遵循无为的自然到道。如果他们要建功立业大有为，便意味着官府权力膨胀，国强难免异化为御民——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颇相合。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的上述“三自”，属于普世真理，不妙的是，芸芸众生总是碰上很多好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精英，当然，普罗大众中的大多数也总是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他们需要被代表被领导，所以普世真理总是要面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左右、支配、控制、影响和塑造，在这种具体情境中，以管子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强国富民之策，往往沦为君主帝王们的强官御民术。
不足为训的是，本书在拔高推崇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同时，有好古薄今、好古薄洋的倾向。在本书作者看来，似乎《管子》中的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好的，不但绝对的好，即使与当今中外的经济思想相比，也是好得不得了。 比如西方有经济学家曾建言政府先雇佣一批人挖坑，然后再雇佣另一伙人把坑填平，以此扩大就业。《管子·奢靡》中就有同样的“政策建议”：“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就是说，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鸡蛋雕画了然后煮熟吃掉，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烧火。这似乎很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但究其实，不过是枉费劳力、浪费时间，是无助于扩大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增进个人效用的。从这种只管形式上的就业，不求实质上做大财富蛋糕的做法上，不是很可以照见今天那种唯GDP数字是问而不顾民生改善的做派的影子么？ 整理国故、阐发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应该肯定，但若对国故夸饰溢美过度拔高，有失妥当，崇古贬今甚至贬洋则更不可取。《管子》，充其量仅是一些经济观点和议论，与今天的经济学，尤其是有一系列原理、假设、概念，有成熟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有数学化论证推理和表述模型西方经济学，哪里能相提并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