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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深夜，南通的“状元企业家”张謇由上海坐汽轮去重庆考察新建的棉纺厂，途经武昌一带的长江水面。在轮船的甲板上，他看到武昌城内火光冲天，隐约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嘱咐水手加速离去。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惟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在帝国灭亡的过程中，垄断的官僚资本集团的反动性主要体现在其利益与广大民间资本集团的冲突。因此，执政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如果在这时又发生其他的社会或政治事故，那么，就非常容易爆发革命。
在10月起义期间，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恐慌。《纽约时报》是第一个报道辛亥革命、并在标题中大胆预言“满清统治恐将结束”的国际媒体，它在10月14日的报道中记录道，“革命军无法有效地维持秩序，汉口、汉阳以及武昌的贸易已经完全陷入停顿。劳工阶层失去生计，并且正试图抢劫。城内50多万人逃往乡下。所有监狱的大门都被打开了，囚犯在这座城市里到处游荡。”便是在这样的乱景中，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被推选为军政府督军的是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他跟武汉当地的商贾和外国人有很良好的互动，还能说英语。在黎元洪组建的新政权中，武汉商会会长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商会承诺借款20万两白银给起义者。
武昌起义的炮火很快蔓延全国，在各中心城市的易帜革命中，企业家的身影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最大商业城市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革命党人陈其美组阁的军政府中，企业家的比例惊人地高，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了民政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是财政部长，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长。其中，最活跃的是宁波商人虞洽卿，在革命党人占领上海后，一直参与其事的虞洽卿自告奋勇前往苏州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程宣布起义，苏州和平光复。苏州在太平天国期间，数次爆发惨烈的攻伐激战，千年古城累毁战火，工商根基几乎动摇。此次幸赖虞氏斡旋，竟得保全。
帝国覆灭，民国新生。目睹武昌炮火的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他以这个身份与孙中山对谈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他在当天日记中对孙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历史学者章开沅的解读是，“崖是边际的意思。这话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甚至在大军阀眼中，革命家也是一派“不知崖畔”的印象。这年8月，孙中山赴京与袁世凯谈判，两人面晤13次，所谈皆国家大事。袁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正相反，满头脑的爱国理想却“道不得行”，他认定当今中国第一要务是修铁路，他表示愿“专任修路之责”，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表面大表赞赏，转身却对幕僚说，孙文是个“孙大炮”。很快，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就这样，孙率领大批失业的国民党人到全国各地视察，他还拉上只会打仗的大将军黄兴当汉粤铁路督办。事后来看，铁路总公司花去官银110万两，却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历史学家唐德刚因此无奈地评论说，“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
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一种力量只能为另外一种力量所推翻，而非被一种原则。”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其实都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所信奉的“原则”，譬如对独裁的反抗、对民主的向往以及对国家建设的承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一个幻觉。
